2月2日起,上博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将率先进入试开放,为观众呈现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陈列。

上海博物馆作为享誉世界的顶级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也是全球中国古代艺术门类最齐全的博物馆,目前文物门类超过33大类,藏品总数超过102万件(套),珍贵文物近14.5万件(套),拥有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基于此,上博东馆立足艺术史高度,拓展展览内涵,将原有艺术专题展做通、做全、做精,以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景式大格局,打造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更好讲述深厚的中华文脉。上博东馆珍贵文物的展出比例将从人民广场馆的4%左右提高到10.5%。

其中,青铜馆、书法馆、绘画馆、印章馆是海内外唯一的常设通史陈列,陶瓷馆、货币馆也是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通史陈列之一,与雕塑馆、玉器馆等八个常设展厅堪称八部“中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

上博的中国古代青铜馆最早展出于1973年,为国内外第一个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馆。本次开放的东馆青铜馆为50年以来的第六次陈列改建。本次改陈在陈列结构、展品选择、阐释说明、视觉环境等多个方面,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更新迭代,展现出上博在收藏与研究方面“守正创新”“强基固本”的专业精神。其中,青铜器制作技术版块增加了多种技术手段内容,辅以多媒体视频、互动游戏、专题展示等,向观众直观阐释更多相关知识点。

守正创新的陈列结构

最新陈列共有八个板块: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融合期、复古期、青铜器制作技术。整个陈列精选500余件展品,反映了公元前18世纪夏晚期至公元19世纪中叶清中期的3600年间,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备的中国青铜器通史陈列。

青铜器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的“五期说”,是马承源先生对夏商周青铜艺术发展和分期的概括和总结,自1973年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最早的陈列就开始运用,本次陈列沿用这一马先生的重要学术思想。

萌生期为夏代,此时的青铜器已经具有礼制内涵,标志着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育成期为商代早、中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流域多有发现,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基础。鼎盛期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此时的青铜艺术辉煌灿烂,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高峰。转变期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艺术发展由繁缛转向质朴简率,耳熟能详的列鼎、编钟就出现于这一时期。更新期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此时青铜艺术再次出现高潮,青铜器区域特征明显。

东馆青铜馆在原有的体系上增加了两个部分:第一是融合期,秦至五代,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对青铜器发展的影响;第二是复古期,北宋至清中期,展示了自宋代以来仿造夏商周三代的复古礼器,反映了统治者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对后世和东亚的影响。

板块内部也进行了调整:更新期青铜器原来是将所有器物按照器类陈列,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现细化为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草原文化五个单元;青铜器制作技术板块分为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及复合金属技术、青铜器表面装饰及处理技术四个单元,时代也配合青铜展陈延伸至明清时代。

新增近百件展品

原陈列中的绝大部分展品将继续展出,如镇馆之宝大克鼎、牺尊、子仲姜盘等。同时新增近百件展品,包括夏晚期的绿松石牌饰和单翼铃、铸有早期青铜器铭文的甲壶、战国的商鞅方升、新莽的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北宋的大晟编钟、明代的喷水鱼洗等。

阐释说明简明易懂

此次改陈,单元说明和器类说明的所有文字均更新为中英双语,生僻字皆标有汉语拼音。同时,青铜器制作技术部分增添多种技术手段,直观地阐释各种难懂的知识点,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依据生产场景对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单元中矿井坑木、采矿工具铜斧与石锤、炼铜炉炉壁进行展陈,配以青铜矿冶画卷(长条屏),以二级菜单形式将15个知识点置于其中,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点,使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相关知识。

2、对商周时期主要的陶范铸造技术,以五个独立展柜形成相对独立的展区展示“执简驭繁——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配以五个多媒体视频,通过CT检测分析技术揭示出重要的铸造技术手段。

3、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展示中,配以《铸器之谜配比之道》的互动游戏,在互动中了解合金配比与器物性能的关系。

视觉环境幽远宁静

展厅基本色调为深绿色,作为1986年在河南南路16号馆舍第四次改建时定下的经典色调沿用至今。改陈后的灯光照明将着重突出青铜器的庄严肃穆,使文物造型轮廓更优美、纹饰更清晰、观赏舒适度更高,同时渲染整个展厅幽远宁静的氛围。此外,展柜全部采用低反射玻璃,极大地降低了反光带来的干扰。

收藏与研究成果充分转化

青铜展厅的陈列是上海博物馆多年来重视学术研究和文物征集等基础工作的成果转化。展品的选择和说明阐释等方面皆能体现出上博人在收藏与研究方面“强基固本”的持续努力。“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博物馆的“基本”正是文物及其相关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上海博物馆致力于建设更具学术高度、创新活力、社会影响的“大科创”模式,鼓励新视野、新技术的学术创新。近三十年来,包括上海博物馆在内的学人对秦汉及其之后的青铜器进行深入研究,对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奠定了展陈新增板块的学术基础。CT检测分析技术等文保科技也被运用到展陈中,直观展示了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

七十余年来,上海博物馆面向全社会征集的文物数量及质量十分可观,加之近十年间对藏品基础工作建设的大力推进,全面丰富了馆藏文物资源,极大程度上完善了藏品体系,在展品挑选时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从容不迫。

学术研究的进步,能够为藏品征集提供方向,有效完善和丰富藏品体系。藏品体系的丰富,则拓宽了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及研究视域。二者相辅相成、互哺共育,共同打造体系完整、脉络清晰、史料翔实、叙事生动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陈列,为上海博物馆东馆成为“世界看中国”的重要窗口打下扎实稳固的基础。

新增部分重点展品信息

镶嵌兽面纹牌饰

夏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镶嵌兽面纹牌饰或用于佩戴,使用时与铃相伴。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钮;其上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制作精巧,丝丝入扣,历经3000余年而保存较好,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器镶嵌工艺和绿松石加工技术。在河南省二里头遗址曾出土过类似的器物。

甲壶

商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壶是盛酒器。此壶长颈,腹如球体,肩部设有两个横置的钮。壶盖和肩部饰龙纹,腹部饰兽面纹。纹饰用阴刻的细线勾勒,兽目圆凸,为典型的商代早、中期装饰风格。圈足内侧铸铭 “甲”,这是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之一。

龙形磬

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磬为击奏乐器。整体呈龙形。背脊置鸟形曲棱,下设长方形孔,用以悬挂,腹下置曲踞状足部。设有十个乳钉状枚,腹部中央的大枚为奏击点,龙首部设一枚为目,其余沿边缘排列,两面纹饰相同。青铜磬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

豫角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角是祼酒器。设盖,器口呈弧形,卵形腹下承扁三棱形锥足。腹部一侧设犀牛首鋬,反面相同位置饰犀牛首浮雕,运用犀牛首是此器最大的装饰特色。盖面饰兽面纹、犀牛首纹。腹部两侧饰外卷角兽面纹。器、盖同铭二行七字。

商鞅方升

战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

商鞅方升是量器。左壁刻有铭文三十二字,记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商鞅铸造了容量为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的标准升。底部铭文为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此器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菱纹盒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整器呈扁球形。盖设羊形钮,腹两侧置兽首衔耳环。纹饰均以錾刻而成,盖面、器腹的主要装饰菱形纹。盖沿与口沿刻有一独角瑞兽,上下图案相合,则钮和两耳处于平衡状态,这是为了讲究器物的对称性而做的特别标记。

中宫雁足灯

西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

上端为灯盘,呈圆环凹槽形,中柱为独立的雁足,足爪下有圆形座。雁足腿部关节形象逼真,给人以稳健之感。从灯盘所刻铭文可知,此灯自铭为“雁足灯”,制造于建昭三年,为皇后的中宫所有,后赐予阳平侯家。

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

新始建国元年(9年)

青铜衡杆,杆身作扁长方体,上面正中铸一扁平状鼻钮;左右两端底面铸有悬钮,与杆身成垂直设置,宽与杆身厚相等,中有圆形小穿孔,横杆杆身一侧的中部刻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共20行81字。青铜诏版,近正方形,正面刻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81字,分9行,每行9字。铭文章法整齐,字大而凝秀端庄,字长约2厘米,多数宽1.2-1.4厘米。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对我们理解新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晟蕤(ruí)宾中声钟

北宋政和(1111―1117年)

北宋徽宗时期由掌管宫廷音乐的官署——大晟府所制作的大晟编钟中的一件。据记载,编钟的形制、纹饰是仿制当时出土的春秋晚期宋公戌钟,共铸12套。正背刻有“大晟”“蕤宾中声”铭文,其应是中声第七件。

喷水鱼洗

明(1368–1644年)

洗,古代盥洗用具,盆底饰有四条浮雕鲤鱼,又称鱼洗。当盆中注入清水,双手反复摩擦洗口的耳沿时,鱼洗不仅会发出“嗡嗡”声,而且位于鱼嘴处的水面上会激起水花,产生喷水奇观。这是由于双手摩擦洗耳时为青铜洗的振动提供了振源,青铜洗的振动可分为垂直洗壁的横向振动和沿着洗壁的纵向振动。当横向振动从青铜洗的双耳激发并相向传播时,其剥离出的横波会产生干涉并形成驻波现象,即产生波腹和波节,波腹为振幅最大处,波节为振幅最小处。在波腹位置,洗壁大幅度的振荡并拍击水面,进而激起剧烈的水花形成喷柱,而浮雕鲤鱼正好被安置于波腹处,因此看上去就好似游鱼击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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