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证据,结合不在场证明,以及所有的细节要素,杀害此人的凶手就是阁下——你!”侦探摆出标志性的动作,BGM随即渐入,犯人当众认罪,开始了犯罪心理自述,在场的办案人员长舒一口气,侦探和助手一番复盘之后,奔赴下一场罪案现场。

任何对于侦探、推理、悬疑这一类型文学、影视作品有一定了解的读者、观众,都能够用三言两语将推理故事的大致梗概复述出来,其中解谜的瞬间就像上述拙劣的复述一般,似乎千篇一律。但也就是这样的千篇一律,却让人获得了其他文学形式中较难体验的满足感,那种与主人公一同体验到的智性上的优越感,以及最后的那份安心——因为有谜面一定会有答案。即便我们总是会抱怨江户川柯南总是一副“我什么都知道了”的表情,会犀利吐槽犹如机器一般理性、博学的各种性别的福尔摩斯们,但是我们仍旧会忍受不住诱惑,跟随他们进入一个个犯罪现场,因为推理不仅是一种类型,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生活。

由《长夜难明》改编的《沉默的真相》剧照

紫金陈的文学创作在近些年得到了影视化的垂青,《坏小孩》《长夜难明》的成功改编,在电视剧领域内掀起了一阵推理悬疑的热潮,爱奇艺的“迷雾剧场”每年也会稳定地输出几部罪案类型的作品,高于平均水准的制作,相对优秀、扎实的剧本改编,以及恰当选角的精当眼光,诸多要素的汇聚让这位早年坎坷的推理小说家得以华丽出圈。然而,就像刘慈欣之于科幻圈,紫金陈的个人成功并不意味着“推理圈”的飞跃,这种大众范围内的推理热、悬疑热更多层面的是“沉默的真相热”或者“隐秘的角落热”,就像科幻的“三体热”“刘慈欣热”一样,中国的推理小说缺乏一个集体露出地表的机会与场域,更多时候,推理与科幻仍旧是纯文学圈外的装饰品,难以成为一种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文学范畴,它可以是消遣的利器、社交的谈资,但确实离“正典”很远,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紫金陈的小说,擅长把尸体抛给读者,尤其是在故事的开头。作为“社会派”推理的一员,他非常熟练地抛出自己的“包袱”,擅长描写那种寄居人性裂隙中的“恶”,也熟稔地征用现代中国所拥有的现代生活细节,在这些细节构成的悬疑性容器里装进自己对于人与世的认识。新作《长夜难明:双星》,接续《长夜难明》的前缀,从一开始便把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全部交给了读者,你很快就会捕捉到许多紫金陈笔下人物的影子。在进入故事的叙事之后,关心法制新闻的读者或许会在其中捕捉到“林生斌事件”“劳荣枝案”的掠影。必须承认紫金陈的老练,足以将刻下发生的案件以及争议事件,融入虚构故事,给出自己的见解,这是“社会派”自诞生以来就富有的优点与特质。然而《双星》显然不只是一种守成的尝试,紫金陈显然希望通过女性视角去挖掘一些与之前作品不一样的属性。从作者本人意图去揣测,应该也不会仅仅是想为作品贴上一个“女性主义”的标签而已。从结果看,目前这部作品的评价比较平,男频的读者吐槽紫金陈陷入套路化写作,反派写得降智;女频的读者则更加犀利,指责紫金陈“厌女”,无法写出那种属于女性罪案的味道。两头受气——但也被广泛阅读,这当然并没有什么奇怪,东野圭吾去年的《白鸟与蝙蝠》也受到了类似江郎才尽的质疑。但是,我仍旧想说,紫金陈是有野心的,不同于影视化之后的诸多妥协,《双星》仍是一部值得公众阅读的作品。

相对于纯文学作品的高门槛,科幻作品的技术障壁,推理小说的公众参与度或许是最高的,以至于每个人在吐槽、议论推理、悬疑这一类作品时,总能够自圆其说、振振有词。但是,中国的推理小说又是一块相对贫瘠的田地,这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大作,也未曾孕育出合乎中国体量的耀眼作家,更多的是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成熟的作品的市场,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里,纯文学是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在推理类型上,这种影响接近于无穷(∞),以至于所有的中国本土推理写作者,一出道就面临着其他类型无法想象的巨大客体。

产生这样的结论源自于卢冶的《推理大无限》一书,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你是一位推理爱好者,之前的阅读、观影,已经为自己种下了推理爱好的基因,那么卢冶的这本书会帮你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从各种角度去解析推理小说的魅力。作者对于中西推理小说的张力,或者说中国推理小说的困境,总结了以下这些问题,值得大家一起来思索。首先说从社会土壤的角度,侦探这一形象作为推理小说创始以来不容置疑的绝对核心,在从英国嫁接到日本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任何阻力,这是因为日本的本土文化中就有承接老百姓私人需求的“万事屋”这类的职业;而在中国,缉拿犯人、审查案件的职责是公家的职责,我们熟悉的多是包青天、狄仁杰这样的“道德完人”“清天大老爷”,这是对于推理小说接受程度的先天不足。其次是,文学到底何为的问题。文学史上的基本表述是,作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支,中国现代文学的展开主题是“救亡”与“启蒙”,而深重的国家灾难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使得“救亡”压倒了“启蒙”,显然,旨趣在于解谜的推理小说,难堪这种大任。最后则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根底性矛盾,推理小说讲究的是严密逻辑下的演绎、解谜,世间万物的成因皆可被推理破解;而中国的文化则给人一种不可说的奇妙感,类似菩提老祖给孙猴子的三记戒尺,你能领悟,那么半夜得真传,不能,则回花果山种田去。

对于类似议题的阐释,作者的旁征博引令人目不暇接,而其对于卷帙浩繁的推理作品如数家珍的真功夫,更是令人感佩,她不仅是在讲推理作品生成的逻辑、诡计背后的技法,还将推理作为一种方法,推衍至生活的很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推理确实“大无限”。

读完《推理大无限》,再回头来看紫金陈的一系列作品,在边读边记录的思维导图上你可以快速地抓出作者留下的各种暗示。前作《长夜难明》中围绕事件本身的迷雾以及设法求证者的坚持,确实设计巧妙,最终完成的形式显然也是致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但这种“致敬”并不牵强,相反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紫金陈巧妙地安插了个人与集体、私利与公义等潜藏在中国人主流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在这个框架下小说中的江阳、朱伟这些公职人员的舍生取义变得有理有据,当所有的线索收束起来之际,也产生了大量的思维裂隙,所有躬身入局者皆是以身证道。然而,《长夜难明:双星》则很难复现这种完成度,相对刻板的女性形象,一切都过于紫金陈式的“巧合”,都让暗藏在叙事主线背后的真相,过早地曝光,而相对于江阳等人的行动逻辑,孟真真的所有举动都可以被推测出来,而反派的逻辑又是那么的“反派”,在这个故事里公检法人员的存在感也不是很强,为能够取得较好推动剧情的效果,只是在反复地强调作者需要读者知悉的前情提要。

在阐释纪实性推理作品的时候,《推理大无限》这么写到:“作品的成功秘诀往往不是猎奇,而是让个案成为公案。”但这次紫金陈却走了一个反方向。他在《双星》中糅杂了现实罪案中的诸多细节,并进行了自己的演绎,加上他擅长使用的摄像头、复制拷贝这类的现代技术,从他的角度进一步接续了“长夜难明”系列的精神内核,原先弥漫在江阳、朱伟等人头顶的难以伸张的正义,成了孟真真、王嘉嘉为代表的“失意女子”为了捍卫人生及所爱之人的噩梦,这种主题的“窄化”实际更考验作者对于把握个体精神困境的能力,在触碰更为私人化的罪恶时,动机的合理性需要被更复杂地阐释,而不是单纯地去制造“巧合”。

其实,豆瓣评分的走低以及评论区的差评,可以很好地为紫金陈此次推理的尝试做注脚,但是他也确实触及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精神根底,作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传奇”安插在“日常”之中而不被察觉,也就说私人的罪恶如何编排才不会引发各种群体内心的抵触,这是一个紫金陈需要思索的,也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在吐槽之余应该细究的问题。推理从来不是一场只为“爽”的秀,这块田野需要更多的作家,也需要更多读者毒辣的眼睛。

标题:推理作为一种方法——从紫金陈的《长夜难明:双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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