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首位盲人登顶珠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一个盲人为什么要去登珠峰?张洪的回答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2020年,导演范立欣被这句“心灵鸡汤”打动,决定记录张洪攀登珠峰的故事。

一年多后的2021年5月24日,失明25年的张洪从珠穆朗玛峰南坡成功登顶,从2015年的“户外运动小白”,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三年后的今天,拿命在拍的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登上全国大银幕,荣获第二届中国华语纪录片大会最高奖。

攀登与拍摄,每一步都曾“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在张洪夫妇与导演的讲述中,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绝非励志“鸡汤”那么简单,它关乎平凡夫妻的爱情与承诺,关乎同道兄弟的信任与情谊,是一个普通人在世界崩塌以后不甘、抗争、重新相信世界的故事。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张洪和团队正在攀登近乎垂直的冰壁。

夏琼帮张洪拉伸锻炼

1996年,年轻的张洪和夏琼在成都。

2021年5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9点,张洪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

夜里气温低,冰川相对稳定,张洪和团队经常在黑暗中攀登。

华语纪录片大会现场,范立欣导演与张洪夫妇自拍合影。

张洪必须跨过冰裂缝上的横梯,横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暗深渊。

《看不见的顶峰》全国首映礼上,张洪与向导强子走过海报。 IC photo供图

一根竹竿

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那一刻,张洪没反应过来。

他看不见,只是埋头向前,跌跌撞撞,感觉脚下的雪坡平缓了,雪层更厚了。半个多小时后,他的头突然撞在前面夏尔巴向导的背包上。站稳以后,夏尔巴转身拍他:“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

海拔8848.68米的地方,氧气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体力过度透支,张洪无力回应,好像“还没醒过来”。夏尔巴带他到一个雪堆前靠着,用对讲机呼叫大本营。张洪听不懂夏尔巴一连串的英语,只听懂了自己的名字,“他声音很兴奋,而且对讲机里传来欢呼。”这时,张洪才确信自己站上了世界之巅。

张洪不是天生失明。小时候,在重庆长寿的一个小山村,他喜欢眺望高低起伏的山丘,也喜欢透过家里土坯房的墙缝,凝视远处山峰的轮廓。土坯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没有窗户,桌子上的一盏煤油灯,是家里夜晚的光源。

家里有五口人,父亲和叔叔都不需要光——他们是天生的盲人,离不开一根两米长的竹竿。每天,母亲和奶奶去生产队干活,张洪抓住竹竿的前端,父亲抓着中间,叔叔抓着尾端,三个人一同出门,去镇上摆摊卖唱。有一次,刚下过雨,经过一片水田,张洪脚底一滑,三个人一起摔到水里,田里干活的人哈哈大笑。

三天两头被喊“瞎子的孩子”,张洪想逃脱这样的阴影。到成都锦江按摩针灸学校求学、实习后,他一度忘记了那根竹竿。蹬着老师送的旧自行车,穿着大红色毛衣,背着一台傻瓜相机,在成都街头“咔嚓咔嚓”按下快门,21岁的张洪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最美好的年华,爱情突然降临。“一个女孩从桥的一头走过来,长发及腰,穿着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皮背心、橘黄色的方头高跟鞋,很有活力。”

在电影《看不见的顶峰》观众见面会上,张洪说,因为后来看不见,“我爱人在我脑海里面永远停留在20岁的模样。”坐在旁边的夏琼笑了,像个20岁的女孩,转头看向老公,伸手去摸了一下他的脸。

夏琼是成都女孩,家里条件不错,很早就买了电视机,楼上楼下都去她家看电视。她最爱看金庸的武侠故事,《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看得多了,跟朋友们出去玩,遇到事情,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行侠仗义”。

在亲友们眼中,夏琼漂亮能干,十六七岁就自己做小生意,挣下上职高的钱。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谁知,夏琼偏偏看上了张洪。她向记者回忆两人的第一次遇见:“咱也不是CT机,也不是B超机,对吧?第一眼有眼缘,觉得小伙子还挺精神的。”

可惜,两人没来得及表明心迹,命运就给了张洪当头一棒。第四次见面时,他的眼睛开始红肿、胀痛,窗外的大厦轮廓逐渐消失。夏琼拖着他去医院,在诊断单上,医生写下“青光眼、虹膜炎、葡萄球菌感染”。也许是嫌病人就医不及时,医生皱着眉头说,春天马上到了,你可以去林子里找根竹竿。

童年时父亲和叔叔赖以出行的竹竿,又回到了张洪身边。尽管与两位盲人长辈朝夕相处那么多年,张洪一次也没想过,自己可能会看不见。毕竟,父亲和叔叔从未诊断过发病原因,他甚至从未听说过“青光眼”。医生说“治疗很麻烦”时,他仍心存侥幸,坚信哪天醒来,眼睛就会康复如初。

1996年末的一天早上,张洪醒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像有一层浓雾。他举起手,在眼前晃动,什么都看不见。他忍不住问夏琼,为什么天一直不亮?夏琼说:“天早就亮了。”一瞬间,张洪感觉世界崩塌了,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猝然失明,摸不到的门,夹不到的菜,磕磕碰碰的每一天,都是压在张洪身上的稻草。此时,拥有强大内心的夏琼,就像小说中的女侠一样,不离不弃地陪伴照顾他。

和所有门不当户不对的姻缘一样,夏琼的家人一致认为,她这辈子完了。父亲叹息,“千挑万选,选了一个漏油的灯盏。”最疼爱她的外公说:“你要是真打算跟他,以后就别再进这个家门。”

听到这些话时,张洪站在屋外,攥紧拳头,张开又合上,最后只能朝自己的胸口狠狠捶打。那应该是执念最早萌芽的时候,他迫切地想证明,“夏琼选择我,没错!”

越是急于证明,越是暴躁易怒。有一次,夏琼做好饭菜,端到桌子上,张洪小心翼翼地挪动到桌边,腿还是磕在桌角上。他瞬间失控,把饭菜从三楼的窗户扔出去。夏琼满腹委屈,差点夺门而出,最后还是不忍心,回头问他,还想吃点什么。

平静下来,张洪又觉得后悔。最消沉的时候,他试图自杀,被夏琼撞见,将他拉了回来。从那以后,夏琼去哪里,都带着张洪。张洪喜欢足球,夏琼就买来《足球报》,读给他听,带他去商场、去户外大屏“听”球。

反反复复的暴躁、内疚、道歉后,张洪终于接受了失明的事实。他和夏琼开了一家按摩店,领了结婚证。店面很小,只能放下两张床,但在两人的操持下,生意渐有起色,他们甚至在成都买了房子。

生活步入正轨,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应该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度过平淡安稳的一生。可张洪总觉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盲人,难道就只能一辈子干按摩吗?他不甘心,继续折腾。

转让了按摩店,两人到上海打拼。求职的起点,还是只能从按摩开始。夏琼拉着他,一家一家按摩店挨门拜访。

后来,张洪做了销售,用盲杖探路,拎着大袋子,在街头利用一切机会跟人搭讪。好奇的人很多,盲人还能做销售,真不错!真正购买产品的人却寥寥。

他还尝试过创业,跌宕起伏后,无疾而终,再次回到成都。

2012年,通过客人的介绍,张洪成了一家民营医院的理疗科医生,工作地点在拉萨。那时,儿子天海已经6岁,准备在成都上小学。去西藏,又一次远离妻儿,就连一向支持他的夏琼,也只是勉强同意。张洪义无反顾,揣着300元钱,坐上了开往拉萨的火车。

拉萨,一个离珠峰很近的城市,户外爱好者们的天堂。张洪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登山家洛则。洛则以前是西藏登山队队员,登顶过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珠峰19位火炬接力手之一,他第三次登顶珠峰。张洪坦言,这些都是他后来知道的,那时他对登山“一无所知”,只觉得对方是个英雄,抱着“追星”的态度,他和洛则见了一面。

会面约在一家甜茶馆,洛则亲切、热情得出乎意料。开始,张洪还要喝茶,以掩饰内心的紧张。后来,听着雪崩、头盔、冰爪这些新鲜的词语,他不自觉地放松了身体。说到攀登冰壁时,洛则挪到张洪旁边,抓着他的手,模拟如何手脚并用攀爬冰壁。

那一瞬间,鬼使神差,张洪脱口而出:“有没有盲人登顶过珠峰?”洛则回答:“有。”一个叫艾瑞克·维汉梅尔的美国人,2001年登上了珠峰。

这个答案让张洪又意外又惊喜,他忍不住追问:“那我们中国有没有盲人尝试登顶珠峰呢?”洛则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那是2015年,张洪40岁,失明将近20年,仿佛开玩笑一般,这句话成了他撕掉盲人标签的起点。

第一个支持的人

“一开始张洪跟我说要去爬珠峰,我以为他就是心血来潮,都没往心里去。”夏琼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那是2015年国庆节,张洪从雪古拉峰回来之后。

雪古拉峰是张洪第一次登顶的山峰。它名字里有个“雪”字,却没有雪线,海拔仅5800米,一般被视为初级登山爱好者尝试探险的理想之地。张洪从洛则口中得知,西藏自治区工委正在组织攀登雪古拉峰的活动,他不假思索,花了几千元购买冲锋衣、冲锋裤、徒步鞋和登山杖。

出于安全,主办方为张洪安排了一位藏族小伙当向导。向导走得小心翼翼,张洪却渐入佳境,感觉那小伙子“还走不过我”。最后,两人第一批抵达顶峰。在山上,张洪感到呼啸的疾风吹来,脸和鼻孔被刮得刺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清爽”。他在口述中写道:“我突然意识到,登山,也许就是那件我一直在寻找的‘具体的事’!”

从21岁到40岁,张洪一直在折腾,他想寻找一件“具体的事”,“通过做成这件事,让夏琼、让天海获得尊重,从而让他们能以我家人的身份,有尊严、有信心地活下去。”

选择张洪,夏琼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为妻子做点什么,让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选择并没有吃亏”,是张洪的执念,也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而作为一名盲人的儿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天海的成长可能面临的嘲弄和压力。“鸡娃”不如“鸡自己”,张洪希望成为儿子的榜样。

从雪古拉峰下山后,他逢人就“吹牛”: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登顶珠峰的盲人。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开玩笑,有人在背后嘲笑,“这哥们儿不光是瞎了,而且疯了。”张洪不服气,“艾瑞克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艾瑞克的条件得天独厚。他家境优渥,父亲是热爱橄榄球的华尔街高管。虽然13岁就失去视力,但他从小热爱运动,一直接受专业训练。摔跤、骑行、马拉松、攀岩、登山甚至皮划艇漂流,艾瑞克完成过许多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冒险。他是一位天生的探险者。

相比之下,40岁的张洪仅仅摸到了户外运动的一扇窗,在这个领域,他的履历一片空白。作为理疗医生,他“最常进行的运动,是从这个床位摸索到那个床位。”一家人定居拉萨没几年,资金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夏琼告诉记者,专业攀冰一天的教练费,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普通人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跟拍了张洪和夏琼将近两年,《看不见的顶峰》导演范立欣说,夏琼对张洪是一种无私的爱,是奉献,而不是占有。张洪去户外登山,快乐了很多。夏琼对记者说,“他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可同样是山,珠峰是什么样的存在,她很清楚,她不希望张洪冒险。纪录片中,张洪团队冲顶时,就遇到了登山者的尸体,有人正在把尸体送下山,队友们停步静默,独独瞒着张洪,让他误以为只是在让路。

即便如此,当夏琼意识到,登珠峰这事儿,张洪是认真的,她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没有钱进行专业训练,最实惠的训练是爬楼梯。张洪买来铅块,绑在双腿和背上,每天负重30多公斤,戴着阻氧面罩,在拉萨的公寓里爬楼梯,从2楼爬到11楼,坐电梯下去,再一步步爬上来,一爬就是7个小时。每隔两三个星期,他还要进行一次加强版训练——下班回家后吃东西喝水,晚上8点整装出发,24小时不间断地上上下下,直到次日晚上8点。仿佛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张洪坚持了两年半。

有一次,夏琼把铅块绑在腿上,徒步去上班,尝试体会张洪的感觉。还没走出公寓楼,感觉就不行了,赶紧把铅块拆下来。她还试过把卧室的门窗紧闭,灯光关掉,闭上眼睛,深陷黑暗,狭小、无助的感觉瞬间将她湮没。强大的同理心升华了爱情,夏琼撑起了家里的经济支柱,毫无怨言:“咸鱼都有翻身的机会,他已经看不见了,我没有理由阻止他追求梦想。”

筹款与电影

2020年大年初一,范立欣导演找到张洪,要把他登珠峰的故事拍成纪录电影。张洪觉得“这事儿完全不靠谱”。

从对方的自我介绍中,他知道,范立欣是一位导演,其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曾经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大奖的导演。范导说,拍纪录片不需要张洪花一分钱,并且将来可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影院放映。

这样一位国际大导,免费来拍籍籍无名的自己?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个时候能不能去攀登都是未知数,因为啥都没有。”张洪向记者坦露当年的心迹,筹款已经两年,始终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普通人攀登珠峰,费用大约是5万美元,包含交通、物资、餐饮、保险、向导等。盲人需要的费用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约是15万至20万美元。为了这笔巨款,2018年,张洪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创业”。说是“创业”,其实就是辗转全国,向每一个有兴趣的人“吹牛”,寻求支持。

“创业”并非毫无收获。张洪热爱足球,他想过一个创意,去找国足队员签名,带着签名的横幅众筹。

2019年10月,他去了广州,带着一个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二零二二卡塔尔世界杯中国队必进”15个大字。在国足对战关岛的比赛前,张洪遇到一位热心的体育记者。记者帮他联系到一位国足新闻官,他果真拿到了杨旭、艾克森、张琳芃的签名。国足新闻官还赠给他两张票,他坐在现场,“听”到中国队以7比0战胜关岛队,不禁跟球迷们一起欢呼。但最终,他还是不好意思,没有提起筹钱的事情。

2018年,他独自一人,乘火车去重庆,拜访心目中的偶像杜富国,向他分享了盲人外出的行走经验。他还认识了刚刚登顶珠峰的“无腿老人”夏伯渝,后者为他介绍了高山向导强子。

强子在登山圈赫赫有名。2016年,他带着时年67岁的夏伯渝,登上了哈巴雪山。2017年,带领7岁的法国小女孩登顶南针峰,创下了年龄最小者登顶世界纪录。

范立欣用“绝对的钢铁直男”来形容强子,“跟他说什么都没兴趣,他只对登山有兴趣。”张洪在宁波机场和强子匆匆会面时,大约也看出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询问:“有没有兴趣带一位盲人去登慕士塔格峰,还有珠穆朗玛峰?”强子的回答更简洁:“可以,很有兴趣。”

强子曾经拒绝过一位盲人,因为对方没有任何登山经验。而坐在他面前的张洪,已经在藏区生活了七八年,攀爬过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海拔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并与死神擦肩而过。那是在卓木拉日康雪山下撤途中,只差半步,他就会滑入一条冰裂缝,自由落体。

向导有了,资金的坎儿却始终迈不过去,张洪不免灰心。这时,一位大导演莫名其妙要来拍纪录片,张洪的第一判断是“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范立欣当然理解张洪的反应,实际上,朋友最初讲述张洪的故事时,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话,“我觉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基本没有希望”。

幸好,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敏感,让他抓住了这个故事。聊完张洪的成长经历,范立欣问了每个人都会好奇的那个问题:你作为一个盲人,为什么要去登珠峰?张洪的回答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范立欣被这句“心灵鸡汤”打动,当即决定拍摄,“而且这不光是一个攀登或者冒险的故事,还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

第一次见面后,范立欣隔三差五飞到拉萨,找张洪吃饭、聊天,吃完饭,又飞回北京。“我得让他尽快搞清楚,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范立欣告诉记者。

一个月后,张洪相信了。“我也没啥便宜可占的,并且,如果真的能登顶,我自己没办法拍摄任何影像,如果有人跟拍,也是件很好的事情,对吧?”他向记者解释,珠峰影像是自己无法分享给爱人的礼物。

当张洪开始相信,更多的善意随之而来。2020年,他收到了第一笔资金5000美元,来自一位企业家的赞助。不久,另一位企业家邀请他参加公司团建,去云南的茶马古道徒步。茶马古道地形复杂,陡坡、岩壁随处可见,团建队伍里没有一个熟人,张洪还是去了。四天徒步120多公里后,获奖队友不约而同,都把奖金捐给了他。

正式出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张洪终于凑齐了所需资金。

拉练中的“暴风雪”

2021年3月30日,张洪一行从广州出发,飞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月11日,抵达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从大本营登上海拔8848.68米的世界之巅,是全世界登山家梦寐以求的征途。

对普通的“氪金玩家”来说,珠峰南坡大本营就像一个豪华客栈。餐厅、工作室、会议室、厨房、淋浴室、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应有尽有,每个登山者都有独立帐篷,帐篷内配有单人床和海绵垫,营地甚至还有专做中餐的夏尔巴厨师。但对于张洪,这里的一切都是升级版的陌生难题。从最简单的通往卫生间的路线,到最危险的拉练,他必须逐一适应、熟悉、攻克。

曾经没有人相信张洪能登珠峰,也有人质疑,张洪根本看不见,所谓的珠峰挑战是不是请七八个夏尔巴向导给抬上去?商业攀登的快速发展,的确让“保姆式攀登”为人所诟病。范立欣也一度担心,张洪会不会对向导过度依赖,但后来拍摄的攀登全程让他意识到,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张洪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顶峰。

实际上,拒绝“保姆式攀登”,是向导强子旗帜鲜明的态度。他在一篇珠峰的科普文章中写道,“珠峰有钱就能登,大不了多吸几瓶氧气,多请几个夏尔巴”,这样的想法不仅傲慢,还缺少对登山的基本认知。在他看来,氧气只能解决8000米生命禁区的缺氧问题,无法弥补体能,而熟练的攀登技巧会影响体能,体能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氧气的消耗。

张洪也深知,向导或许可以偶尔帮忙操作上升器、穿脱冰爪,但在珠峰的极端环境下,“我要学会独立操作所有装备,这关乎我的性命。”在国内集训时,他白天跟强子练习攀冰技巧,夜里躲在卫生间,整宿跟上升器较劲儿。先是赤手,再戴上薄手套,最后换抓绒手套、羽绒手套,几百次、上千次地重复操作,直至练出肌肉记忆。

尽管如此,第一次拉练的危险,还是让张洪几乎崩溃。4月18日,第一次拉练开始,目的地是珠峰旁边海拔6100米的罗布切东峰。从凌晨3点到午后1点,张洪跟随强子爬上了罗布切东峰的山尖。下撤时,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风雪肆虐中,两人没配合好,张洪的头磕在冰壁上,他对着强子爆发了:“那么危险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必要?”

其实,在国内外高峰探险中,正式冲顶前,都要先进行拉练,既是磨炼技巧,也是让身体适应高山环境。但张洪太焦虑,太急于证明一切,他宁愿在攀登中受伤,也不愿在拉练中出局——他觉得那是最名不正言不顺的出局方式。

暴风雪中,两个“钢铁直男”陷入了冷战,这还只是第一次摩擦。

在昆布冰川拉练时,张洪最担心掉进冰裂缝。支离破碎的昆布冰川,是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川,因此被称为“恐怖冰川”。无底洞一般的冰裂缝、高高耸立的冰壁、随时可能倾泻而下的悬冰川,还有时不时轰隆隆的冰崩……张洪看不见这些危险,每一次,强子都会告诉他,这个裂缝大概是20厘米,或者50厘米,或者1米。但不管强子说的是多长,张洪总是跨到自己的极限——1米以上。强子很恼火,为什么要做无用功浪费体能?张洪的想法源于黑暗中的本能,跨度越大,就越安全。但事实上,如果跨度太大,可能就跨到下一个冰裂缝里了。

从珠峰回到平地两年,张洪坦然承认,“那时还是太缺乏安全感。”他告诉记者,后来才意识到,“只有百分百听从向导的每一个指令,你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这就是信任。”

等待窗口期时,张洪的胆囊炎突然复发。纪录片中,他疼得蜷缩在被子里,看不到脸,只听到轻微的呜咽。他无法接受,几年来的努力,因身体意外而付诸东流。强子也无法接受,因为在此之前,他对张洪胆囊的旧疾一无所知。在口述中,张洪写道:“他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他们会仔细观察我的身体情况,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本人诚实配合。”

一次次的“暴风雪”,让张洪意识到,在珠峰,信任关乎生命安全。然而,盲人对环境和他人的信任有多难?强子蒙着眼睛在碎石里走了一圈。原本5分钟的路程,他走了20分钟,每一步都很艰辛,深一脚,浅一脚。摘掉眼罩后,他对张洪的不理解完全消融:“我以前以为这里面缺少了信任,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这个信任已经给到了最多,或者给到了极限。”

拿命在拍的纪录片

从大本营启程冲顶前,张洪掏出手机和身份证,交给范立欣,甚至还录了一段“遗言”。范立欣一直留在大本营“坐镇”,他自称是整个攀登和拍摄团队“最菜的一个”。

范立欣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他得过骨结核,3岁时就做了6次大手术,左膝盖被挖掉了1/3,在医院里躺了3年。直到现在,膝盖上还有个凹进去的小洞。“我们就是一个奇异旅行团,一个盲人偏要登珠峰,一个运动小白偏要拍珠峰,还有一个只关心登山的钢铁直男强子。”

为了拍片子,范立欣跟张洪一样,开始爬楼梯,负重10公斤,每天100层。最终,他跟张洪一起登顶了罗布切东峰,但挑战珠峰直接被强子劝退了。

随张洪和强子一起攀登拍摄的,是两位专业的高山摄影师王振和丁亮。丁亮是强子的好朋友,两人合作多年,冲顶珠峰,也是他此行的目标之一。王振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的中方摄影师。在他的豆瓣主页上,每一个标签都意味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户外摄影师、7大洲探险家、登顶珠峰、高难度山峰拍摄。范立欣告诉记者,王振本来接了另一部片子,被自己各种忽悠,好不容易挖了过来。

在户外圈里,王振被崇拜者称为“神兽”,藏族兄弟则叫他“牦牛”,拍摄高海拔、极限类户外影片是他的职业,但这一次的体验还是让他刻骨铭心,“海拔8千米我断氧40分钟,心脏近乎衰竭。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一步都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

有经验的登山者都知道,攀登途中的节奏非常重要。节奏一乱,消耗的体能就是十几倍的。张洪是个盲人,在一个跨越冰裂缝的视频中,普通登山者的一步,他足足用了3分钟。而作为摄影师,不仅要背着攀登装备、相机、电池、无人机,随时跟着张洪,而且一会儿在前面拍,一会儿从后面拍,等队伍过去以后,还要把机器设备收起来,然后加速赶上队伍。

张洪曾描述他在海拔8000米左右攀登的感觉,“好像有人用手从我的嘴巴伸到我的胸腔,用力抓住我的肺,使劲向外拉拽,一定要把我的心和肺给拽出来一样。我快要窒息,根本无法呼吸……”摄影师跟张洪经历了一切,并且,他们的感受是加倍的。“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可以说我们摄影师是拿命在拍。”范立欣感叹。

纪录片中有个镜头,张洪一步步跨过冰裂缝上的横梯。梯子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两只并拢的脚掌,梯子横梁之间的距离,刚好能容纳冰爪脚尖和脚后跟卡进齿缝间。镜头自上而下,横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暗深渊。范立欣告诉记者,这个镜头是摄影师用了一个超轻型的独角架,就像一个加长加粗版的自拍杆。拍摄时,摄影师站在冰裂缝边缘,手持独脚架,把镜头伸到横梯上空,“相当考验体力”。

张洪记得,过昆布冰川的时候,摄影师的无人机曾掉进冰裂缝。裂缝有点深,谁也不知道里面的冰是坚固的还是脆薄的,下去以后能不能上来都是未知数。但是,如果不捡无人机,接下来的拍摄就会缺失大量镜头。挣扎一番后,王振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下到冰裂缝里,把无人机捡了上来。

挑战极限的不只是人,在高海拔的珠峰,设备也要接受考验。给设备充电只能用太阳能,但2021年的登山季天气非常糟糕,大雪一下就是三四天。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用不起,观察式拍摄又要求摄影机不能停,纠结的摄影师只能把电池放在睡袋里保暖。

出发前,范立欣特意请教了一位有过珠峰拍摄经验的朋友。朋友告诉他,珠峰不光是气温低,气压变化还大,机械硬盘受气压影响,容易坏。朋友传授他一个小诀窍,硬盘上有个特定的地方,把标签撕开,它里面是橡皮的,在上面戳个洞,这样内外气压就平衡了。

内行大腕的办法,范立欣欣然接受。出于导演的谨慎,他还做了预案,只戳了一半硬盘。到了珠峰大本营一看,50块硬盘坏了40块,而且坏得毫无规律。来不及崩溃,范立欣赶紧跟直升机飞行员联络感情,请他们帮忙,每天把硬盘带下去,拷贝后再把新硬盘带回来。问题层出不穷,范立欣说,拍摄难度不亚于攀登一座纪录电影的“珠峰”。

8700米的放弃与攀登

摄影师拍摄了360个小时的素材,但在距离峰顶只有100多米时,摄影师和向导强子都从张洪身边离开了。

每小时50公里的风速,外加降雪,氧气瓶的调节阀被冻住了,氧气正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泄露。虽然准备了3份备份的氧气,但氧气还是不足以供团队所有人继续攀登。在8700米的夺命海拔地带,如果没有氧气辅助,一般人可能连10分钟都挺不过。如果整个团队继续攀登,每个人都凶多吉少。

生死关头,强子决定,包括他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五个人下撤,把足够的氧气留给张洪,还有状态最好的三个夏尔巴向导,让他们继续冲顶。

在四姑娘山,在慕士塔格峰,在一次次集训和拉练中,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强子已经成了张洪在高山上最默契的眼睛。突如其来的决定,一度让张洪心生退意,“我们一起来的,我们一起爬,一起下。”但强子对他说:“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登顶,对你来说,你可能一生就这一次机会。”说完,强子往顶峰的方向轻轻推了他一把,让他继续前进。

张洪记得,强子的语气很平静。但在珠峰大本营,范立欣听到的是对讲机那头的泣不成声。强子和丁亮此前都没有登顶过珠峰,作为登山者,世界之巅的风景,是他们无法抗拒的诱惑。如果此行只是他们个人的攀登,不是陪伴张洪的节奏,氧气亦足够他们登顶并下撤。但丁亮是一名摄影师,有自己的职业准则,强子是一名职业向导,深知带张洪平安回家,比登顶珠峰更重要。他们必须在海拔8700米放弃。

下撤到四号营地后,强子跟范立欣说,张洪这么多年太苦了,“这次要上不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筹到钱,再来一趟,再爬一趟,还能不能爬上去,我真的不想让他再遭一遍罪了。”在对讲机里,范立欣听到强子和丁亮的哭声,也忍不住飙泪。

大约是顾虑到登山家的公开形象过于“硬核”,三个男人痛哭的花絮,范立欣很少对外讲。张洪跟强子分开后的故事,纪录片中也没有过多呈现,留给观众的是长达45秒的黑场,伴随着张洪重重的喘气声。

张洪说,刚刚分开的几分钟,他的脑子一片空白。走了没多远,他突然惊醒,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崩溃。“我和夏尔巴之间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他们讲英文,我只会讲中文。”张洪只能听懂最简单的几个单词,“go、up、stop”之类,他几乎是被夏尔巴向导“连哄带骗”,爬完了最后的100多米。

近乎绝望时,他问夏尔巴向导,还有多久登顶。对方回答,半小时。一个又一个“半小时”后,仍然没有登顶。后来,张洪才知道,全世界的夏尔巴向导都是这么回答登山者的。

海拔8790米处,耸立着珠峰的最后一道拦路虎——希拉里台阶。这是一条宽度仅30厘米左右的山脊,两侧都是万丈悬崖,“左边掉下去2400米就是尼泊尔,右边掉下去3600米便是中国的西藏。”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通常只允许一人通过。2019年的珠峰“大堵车”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因为攀登的人太多,约250至300人阻塞在前往山顶的最后一道坎上,致使11人身亡。张洪登顶前12天,两位世界知名的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阶遇难,他们已经征服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珠峰是最后一座。

到达希拉里台阶时,张洪已经走不动了,冰爪在岩石表面直打滑。他只好蹲下,一只手抓住路绳,另一只手当“眼睛”,先摸自己的脚尖,然后顺着脚尖往前一寸一寸地触摸,寻找安全的落脚点。确定了落脚点,再用手去寻找身体的支撑点,最后把脚迈出去。

走不动的时候,他会用左手抚摸右肩上的国旗,“这时候我好像会看到很大的五星红旗,看到我爱人在向我鼓掌,因为我爱人在我脑海里面永远停留在20岁的模样。”

有一次,张洪迈出去的右脚还没着地,突然听到夏尔巴大吼:“No!No!Stop!Stop!”他赶紧收脚,下山后,才从翻译口中得知,那只脚一旦跨出去,他落下的位置就是2000多米的悬崖。

步步惊心,花了近两个小时,张洪通过了希拉里台阶。

北京时间5月24日上午9点,登顶的那一刻,张洪后知后觉。喜悦和放松的感觉只有两三秒,更大的恐惧就笼罩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几点钟了,不知道时间,你就无法判断登顶是早还是晚,有没有时间下撤。”张洪始终牢记着拉练时营地指挥对他说的话,顶峰不是最终的目标,登顶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大本营。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超过90%的死亡事故是从海拔8000米开始的,其中很多都发生在登顶之后。

“我要活着下去。”这个念头让张洪忘记了来之前的种种设想,喊口号、摆pose,统统都忘了。简单拍了几张照片、一段视频,他催促夏尔巴向导,go down,go down。

下撤的路途果然更凶险,张洪不记得自己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后,他好像做了一个温暖的梦,周围不冷了,狂风听不到了,“身体好像飘起来,天边甚至还飘着七彩祥云,远处的阳光照射过来无比温暖。”

他好像听到了夏琼的声音:“你说过,回来以后给我买一辆汽车的。”张洪的意识回来了,他被夏尔巴向导唤醒,挣扎着爬起来。

5月25日晚上,张洪回到了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海拔6400米,已经是比较安全的地带。连续攀登50多个小时,水米未进,张洪倦极而眠。事后他才知道,此时的强子正面临着又一次艰难抉择。

冲顶珠峰的窗口期只剩5天,如果错过,只能等一年之后。从8700米下撤途中,强子一直抱着一丝希望,再过两天,如果天气好一点,“还可以再冲一次。”已经把张洪安全带回了二号营地,是陪他回到大本营,还是从二号营地向上,再次冲顶?诱惑近在咫尺,第二次的克制比第一次更难,但强子最终还是打电话给范立欣,这一次他没有哭:“我今年就不爬了,我一定要把张洪带下来。”

5月27日9时,张洪和团队所有人一起,安全回到了南坡大本营。脱去冰爪,双脚回归大地,曾经的摩擦与芥蒂烟消云散。第二年,强子再次来到珠峰,登顶成功。第三年,珠峰上“过命的”信任和承诺依然影响着张洪,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没有经历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上攀登,永远无法理解什么叫‘不登山,无兄弟’。”

心中那座看不见的顶峰

张洪登顶的那一天,夏琼第一时间接到了范立欣的电话。她正在医院诊室给病人理疗,听到消息,一下子绷不住,“眼泪自己就滚出来了”。她慌忙躲到帘子后面,平复情绪。

夏琼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泪,尤其是面对张洪,她总是笑声朗朗。张洪登山多年,离别时常发生。夏琼为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建读书群、去健身房撸铁、学习开车考驾照。

张洪去尼泊尔前,两人告别,隔着车窗,她霸气地“命令”老公:“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来,你自己的老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回来教!”2021年登山季的每一天,她都在加班,最早一个到,最晚一个走。“那年我被评为单位的优秀个人员工,1000多个人,就那么两三个名额。”

纪录片的末尾有一个“彩蛋”,那是张洪一直想为夏琼做的一件事——带她去看海。范立欣扛着摄影机,拍下了张洪秘密筹划的惊喜。下车前,夏琼以为只是陪张洪去见朋友,她在车上睡着了。车子一路开到深圳的海边,她被叫醒,眼前是梦想多年的大海。她难掩雀跃,说了一句让张洪震撼、也让观众“重新相信爱情”的话:“你的梦想是向往高山,我的梦想是向往大海,事实证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在大本营录的“遗言”里,张洪对妻子说:“如果我能回来,我会加倍地弥补,努力让你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这个承诺,张洪做到了。他们买了一辆二手车,夏琼不敢上路,张洪说,我陪你练。然后,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瞎”指挥。第一次驾驶,10多公里的路,两人开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熄火一次,但谁都没发脾气。

“人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采访中,谈到珠峰之行对张洪的改变,夏琼这样说,“他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礼物。”

不仅是对夏琼,与从前的自己握手言和后,张洪发现,儿子天海突然成长了很多。去年暑假,他带着天海参加戈壁滩徒步。108公里的高温跋涉,整整4天,天海不仅走了下来,而且全程没有抱怨,还会照顾老爸。

首登珠峰的盲人艾瑞克下山后,团队负责人告诉过他一句话,不要让登顶珠峰成为你做过的最棒的事情。张洪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从封闭心房的硬壳中走出后,不知不觉,他做的“最棒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敞开心扉,公开讲述从前只字不提的原生家庭,讲述失去光明后的百转千回,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看不见的顶峰》。他去残联、学校、机构演讲,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一个残障学生听完后大声宣告:“我也想去珠峰。”

今年11月18日,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荣获第二届中国华语纪录片大会最高奖——“特别推荐年度纪录电影”。张洪在朋友圈发布喜讯,配文写道:“人生就是一段登山的旅程,我们每天都在攀登心中那座看不见的顶峰。”同样是在这个月,他报名的国际公益管理课程刚刚开始。张洪已经准备好,从零开始,在公益的领域继续攀登。

来源:北京日报

标题:亚洲首位盲人登顶珠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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