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救援队员：柬埔寨警方曾联手诈骗集团倒卖人口，台湾人最难救，有女性在缅被迫做“性奴”

反诈救援队员：柬埔寨警方曾联手诈骗集团倒卖人口，台湾人最难救，有女性在缅被迫做“性奴”

文/程靖

编辑/漆菲

“这次真的跟他们拼了，几乎所有机构都来对抗诈骗园区。”

当地时间9月15日晚，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协助”（GASO）驻柬埔寨的救援队长陆向日兴奋地告诉《凤凰周刊》，本月以来，该组织已从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下称西港）的各大诈骗园区救出60多名被困者，创下救援以来的最高纪录，“现在当地警察局和移民局都是被解救出来的人，多到住不下”。

西港是柬埔寨首屈一指的海滨旅游胜地。

据介绍，这些被困者中有10余人来自中国大陆，其他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陆向日口中的“几乎所有机构”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国际司法特派团、中柬执法合作办公室、中马泰等国驻柬大使馆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等。

近几个月来，港台年轻人被高薪工作诱至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遭遇诈骗和虐待的新闻频频在互联网刷屏。陆向日认为，这波宣传对此次解救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加上柬埔寨今年7月被美国列入《2022年人口贩运报告》黑名单，西港诈骗园区更被联合国柬埔寨人权报告员称作“人间地狱”，导致“该国政府不得不出手”。不久前，柬埔寨副首相、内政大臣兼国家反人口贩运委员会主席苏庆（Sar Kheng）表态称，“要动用所有资源，对人口贩卖进行重拳打击”。

柬埔寨副首相、内政大臣兼打击人口贩卖全国委员会主席苏庆。

经长期“敲打”后终出手，柬埔寨要打击的是一个怎样的产业？根据救援队员说法：对外，诈骗集团巧立名目，诱骗手段“推陈出新”；对内，他们贿赂警方、政府甚至机场，形成一套链条甚长的骗局；该群体大多为“同胞骗同胞”，但不局限于华人，泰国、孟加拉国甚至俄罗斯都有人受骗，被强迫从事非法工作。

GASO通过拦截转运车辆，营救了一名马来西亚被困者。

面对诈骗集团，民间救援团体举步维艰。GASO的新加坡代表黄雨告诉《凤凰周刊》：相比被骗人数，该组织人力和资金极为有限，有队员因义务救援耗费大量精力，本职工作被辞退；而由于动摇了诈骗集团的“饭碗”，亦有队员遭受人身威胁。

陆向日和黄雨都曾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前者被骗进园区后经转卖多次，后者被网络“杀猪盘”骗去大笔积蓄。如今他们的工作仍在继续：黄雨说，能帮助受困者和家人团聚，是她做救援的最大动力；陆向日则说，诈骗公司一天不除，他就一天不会停下。

任何营救渠道，都难长期有效

来西港之前，广西人陆向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经营一家餐馆。因疫情反复，他的餐馆倒闭了，老乡们也纷纷回国。2021年10月初，陆向日来到西港工作，误打误撞被卖进诈骗园区。被困园区的11天里，他不停向外界求援，之后辗转接触到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宗朗的秘书，后者通过省长助理的帮助将他赎出园区。

西港的中式餐饮店。

被救出后，陆向日加入了旨在解救被诈骗者的华人组织“中柬义工队”。义工队队长是在柬经商20年的中国商人陈宝荣，他曾救助过许多被绑架、诱骗和拐卖到诈骗园区的华人同胞。

据《财经》此前报道，中柬义工队并非一个单纯的非盈利组织——为其提供资金的中柬商业协会，其创办人是在国内有着“传销之父”之称的浙商俞凌雄，后来接替他的刘阳也曾因经营网赌公司被柬埔寨警方调查。但除了上述争议，义工队和陈宝荣的确在长期救助被困诈骗园区的中国人。

陆向日告诉《凤凰周刊》，那时每天有五六个人通过求助热线找到义工队，其中一半是在柬务工、经商却因疫情流落街头的人，一半是被困诈骗园区的“猪仔”。但从今年起，几乎所有求救都来自诈骗园区。

起初，陆向日会找西港警方救人，但从去年12月起，警方有时会拖延立案，“每次去报案，警察就说他很忙，过几天再来，但等了一个月还是不肯立案。不管你怎么说，受害者在园区里经历了什么，就是不立案。”

得知省长郭宗朗有公开的联系方式，陆向日便通过这条渠道上报信息。一开始很顺利，信息通过省长办公室层层下达，由警察出面将求救者们带出诈骗园区。但好景不长，省长办公室给出的担保人转头就将求救者的信息泄露了。

陆向日算过，仅他知道的被出卖的“猪仔”就有20多人，一些求救者被卖出后便失联了。真想逃离的人一直在和救援队保持联系，其中一些人被“倒卖”了几十次。

今年夏天逃出西港诈骗园区的中国人张立新告诉《凤凰周刊》，他为了不做诈骗，多次报警、求救，遭到酷刑般的殴打。有一次，他的朋友帮忙报了警，花了2000美元将他赎到警察局，但第二天，诈骗公司花了1万美元将他重新“买”了回去。回到园区后，他多次遭到转卖。直到某次转运期间，他打晕了转运车的司机，逃了出来。

有知情人告诉《凤凰周刊》，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诈骗公司跨境招募新人的成本变高，催生出“击鼓传花式”的人口倒卖活动，单人的“转卖价”也从疫情前的5000美元涨到了3万美元。

今年2月下旬，陈宝荣因涉嫌编造“血奴案”被柬埔寨警方带走调查，中柬义工队也随之解散。陆向日接着加入GASO的打击人口贩卖部门，成为救援队队长。

自那之后当他向省政府求助时，对方仅是回复：这些人“欠了别人的钱，所做工作合法合规，因此政府不会干预”。在那时，政府的默许意味着警方难以擅自出手。

但每天都有求救的人，陆向日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四处求人。“每个人都问一下，看看谁能帮上忙。但对方也是看心情，有时可能10天、半个月都不理你。”

31岁的黄雨是去年6月加入GASO做救援的。她记得，前期接到马来西亚“猪仔”的求助时，她直接将相关情况转给马来西亚驻柬大使馆，后者向当地警方发函请求救人。“起初，当地警方积极配合，但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警方不再作为了。马来西亚使馆又找到国际刑警组织，后者能救人，但速度很慢。”

黄雨总结说，任何营救渠道都不是长期有效的，“也许对方累了，不想救了，或是被收买了。因此我们要一直想新的办法。”

诈骗手段月月更新，救援队和时间赛跑

黄雨所在的打击人口贩卖团队有6名志愿者。她告诉《凤凰周刊》，过去他们平均每月接到六七条求救，自今夏港台媒体有关“猪仔”的报道在网上刷屏，求救量激增，每天有20多条，“多到连他们的个人资料都整理不完”。

庞杂的求救信息中，黄雨和同事们需要辨认出谁是真正的受害人、谁可能已涉嫌犯罪。“辨认的过程很复杂。”她举例说，“能在诈骗园区待上两年的，极可能已经开始参与诱骗‘新猪仔’，不再是单纯的受害人了。”

黄雨说，他们反对用钱来“赎人”，这样会助长当地警方的贪腐，也会导致“赎人”价格水涨船高，增加救援难度。她和同事们绞尽脑汁，尽可能用免费的办法去救人，“毕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拿出这样一笔钱”。

和柬埔寨警方周旋已久，黄雨逐渐发现对方的弱点，“这个国家怕媒体。你报道越多，他们越害怕，就越想洗白。当它试图洗白（诈骗遍地的形象），就会开始放人。无论是有意还是作秀，我们都赢了一半，至少要救的人已经救出来了。”黄雨说，现在GASO能不花钱救出来的人，比例超过90%。

2019年6月22日，西港一栋在建大楼垮塌，造成至少25人死亡。随后，柬埔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审查施工工程。

当然，舆论也是一把双刃剑。黄雨认为，随着台湾媒体对年轻人赴柬埔寨遭遇骗局的新闻被广泛传播后，诈骗集团迅速调整“策略”，“他们知道高薪广告会被人识破，就故意将薪水写低，假装是份正常工作，这些工作甚至包括律师、财务等门槛较高的工种”。

诈骗集团还想出新招——一个个地骗人效率太低，他们干脆直接找到劳务公司，自称某项目方短期需要一批化妆师、厨师、魔术演员等，并谎称工作地点在台湾某地。等劳务公司将员工带到指定地点后，他们接着称，项目“临时需要换地方”，一队人马便飞往柬埔寨或泰国，一下机便落入虎口。

此外还有针对急用钱人士的小额贷款诈骗——诈骗公司通过网络广告，吸引人们先飞到泰国，声称“会在指定地点批款、食宿全包”，借款人落地后，接着会被运往位于缅甸妙瓦底的KK园区。妙瓦底地区临近缅泰边境，由缅甸克伦民族解放军掌控，近来被指控为人口贩卖、器官贩卖和诈骗转卖等犯罪的终点站。有台媒称，当地共有14个园区，八九成都在从事诈骗活动。

来自新加坡的黄雨不但感慨于诈骗集团的“狡诈”，她也意识到，在“推陈出新”方面，诈骗集团永远比政府快上好几步。

西港的一家赌场。

新加坡官方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新加坡人在10种最常见的诈骗类型中损失了超过2278万新币，相关报案超过14300宗，其中超过90%的案件策源地在新加坡以外。GASO在8月下旬表示，根据他们营救出的台湾“猪仔”提供的情报，有100多名新加坡人被困在西港的诈骗园区。

黄雨说，当民间组织得到情报、采取行动之际，各国政府的效率却流失在各部门协调、分工、汇报和批示等琐碎之中，“真做起事来要花上一两年，但那时诈骗集团早就换新招了”。

更何况，救援队员还要防范诈骗集团“钓鱼执法”。张立新得知，一些诈骗头目和信得过的手下打配合，佯装成受害者向救援队求救，人被救出后，这些有效的求助渠道就会被“查漏补缺”，下一批受害者再想求助就更难了。

被困人员中，台湾人为何难救？

据黄雨观察，所有被困人员中，台湾人当属最难救的群体之一。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台湾地区与柬埔寨没有邦交关系，仅在越南胡志明市设立办事处。救援队员一度拿到上述办事处的函件交给柬埔寨警方，后者不但置之不理，还转手联系诈骗集团，将求救者卖到其他园区。

但与此同时，自今年四五月起，从台湾赴柬埔寨的人越来越多。香港《明报》引用台湾“外交部”数据称，今年1至6月，有逾6400人前往柬埔寨，情况反常。从6月21日至8月10日，有222人投诉在柬埔寨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中仅51人返台。在缅甸，4月13日至8月5日有40人报告落入骗局，仅7人返台。截至8月下旬，有数千名台湾人在东南亚失联。

今年夏天频传台湾青年被高薪工作诱骗至柬埔寨，后遭诈骗和虐待的消息。

台湾有舆论认为，之所以如此多人受骗，与岛内近年贫富差距恶化、疫情下经济低迷、失业严重等结构性因素有关。一些服务行业受打击更大，今年6月，台湾地区15岁至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8.3%，是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多。

到“猪仔”新闻被大量曝光的8月，台湾的国民党召开新闻发布会，抨击民进党当局治下的台湾贫富差距创新高——当地“20等分位贫富差距”由2011年的75倍升至2020年的149倍，年轻人追梦没有希望，只能往海外发展，直至变成诈骗集团的“肥羊”，这个现象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

对高薪工作趋之若鹜，意味着不少被骗者明知去海外是参与诈骗，仍执意前往。也正因此，今年8月初，GASO在其社交媒体上宣布“停止救助台湾和马来西亚赴柬埔寨的人”。原因是，救出60人却无人言谢，让救援队心寒。GASO还说，“现在各国政府（及地区）都已在努力宣传，警方和媒体也费尽心思，若还有人抱着‘我要试试’的心态，就是在侮辱政府、浪费资源。”

台湾警方在机场劝阻民众，谨慎前往海外打工。

台媒称，因台湾法院对诈骗犯刑罚太轻，集团头目很多时只判刑不到一年，协助取款、收集身份证、电话联络的“车手”，不少更是无罪获释，致使诈骗犯重犯率高达九成。

9月2日，台北检方以贩卖人口罪起诉9名涉嫌诱导88人到柬埔寨从事网诈的嫌疑人。检方指出，该人口贩卖集团自去年11月起，利用社交媒体刊登柬埔寨博彩、游戏客服等招聘广告，以高额薪资、轻松贷款、可协助清偿小额债务等内容，诱骗失业、高额负债等经济状况不佳或生活困顿的年轻人前往柬埔寨，还以1.7万-1.8万美元的金额向柬埔寨买家贩卖被骗的年轻人。

曾在微信公众号记录柬埔寨网诈、人口贩卖等故事的在柬华人阿龙向港媒透露，被骗到柬埔寨的人多半是“被同胞所卖”，“台湾人骗台湾人、马来西亚人骗马来西亚人”，目前从事诈骗者和受害者均以两岸民众为主。

据传有2000余名台湾人在柬埔寨失联，柬埔寨内政部否认称，这些人不一定都遇到人口贩卖。

有台湾媒体人向《联合早报》透露，自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后的20多年，台湾警方和大陆公安主管私下有联系，这份合作关系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达到高峰：只要一通电话请对方帮忙，就能迅速逮捕躲在境内的对岸罪犯，及时帮助受害民众。

然而过去六年里，由于两岸中断官方往来，该媒体人感慨“两岸交流的隐形红利没有了”。

但随着“猪仔”事件发酵，中国驻柬大使馆8月20日发布致在柬台湾人的公开信，强调“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维护台胞的合法权益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职责所在。”信里还说：“无论大家在柬遇到何种困难，均可直接联系我们，中国驻柬使馆将一如既往，依法依规，向包括台胞在内的所有在柬中国公民提供及时高效的领事保护服务。”

中柬联合执法有成效，但柬方有时“投鼠忌器”

面对猖狂的诈骗和人口贩卖产业，柬埔寨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

2016年起，数十万中国人被西港繁荣的博彩业所吸引，来到西港淘金。彼时大量航班往返中柬之间，带来投资客、炒房团和开发商的大额资金。许多灰色产业应运而生，包括电信诈骗公司，那时已有中国人被蒙骗前往边境地区，随后被劫持、偷渡至柬埔寨。

西港一度以博彩业闻名，图为2018年12月时西港一家赌场。

暴利行业表面繁荣，也催生混乱与犯罪。在西港从事服装制造业的中国商人曾撰文称，那几年的西港，跳楼、凶杀、勒索绑架等新闻屡见不鲜。

2019年，柬埔寨与中国政府联合整顿西港的生态，标志着中柬两国执法合作的启航。同年8月18日，柬埔寨首相洪森签署政令，全面调查和打击没有牌照的非法网赌活动，中柬两国随即抓获了近千名涉网赌和电信诈骗的中国籍嫌疑人。

同年，中柬执法合作协调办公室在金边成立，旨在严打电信诈骗、勒索绑架、经济犯罪等。受“严打”影响，大批中国人离开柬埔寨，但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柬埔寨疫情相对缓和，一些外迁的网投和诈骗窝点又回来了。

2020年2月，西港的一家中国商场。

通过中柬联合执法、劝返境外涉案人员回中国，加上福建、广西和湖南等省份限制居民前往柬埔寨和缅甸等国，中国打击海外诈骗取得了一定成效。黄雨坦言，与他们合作查案的各国警方中，中国警方是最努力、帮忙最多的，“有时他们不睡觉也在查案”。

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中国人通过西南边境偷渡出境，加入涉案集团。近两年间，柬国警方不定期开展营救和司法行动。苏庆表示，今年截至8月20日，柬埔寨已侦破87起人口贩卖案，救出至少865名外国人。

但台湾联合新闻网依然认为，在打击大规模犯罪上，柬埔寨总是“投鼠忌器、态度暧昧”。

2018年12月，游客路过一家在建赌场的广告牌。

苏庆是该国处理人口贩卖问题最积极的高官之一。他呼吁在今年6月柬国地方选举前解决西港等地的犯罪问题，以免柬埔寨“恶名远播”，影响外资进入。

但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宗朗却认为，所谓“人口贩卖”只是“劳资纠纷”。西哈努克警察局长春纳伦也称，许多人口贩卖案件都是外国务工人员因不满雇主而捏造的，目的在于散播谣言以获取利益。

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让周边国家只能各自与柬埔寨合作执法——中国管中国的、泰国管泰国的、印尼管印尼的。

今年春节刚过，中国多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提醒市民不要轻信“赴境外高薪务工、高薪聘请”等信息。2月20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领侨处主任兼驻西港领办临时负责人胡伟与郭宗朗进行会面，双方重点就打击西哈努克省涉中国公民各类刑事犯罪活动进行深入沟通。

救援组织资金不足，志愿者受人身威胁

“最近真的穷死了。”黄雨如此描述她所在救援队的近况。她解释说，过去平均每个月救7个人，仅有1位需要花钱赎人；如今每天能接到20个求助，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家境贫困甚至负债累累，志愿者不得不自掏腰包替他们付赎金。

更何况，将人救出来只是第一步。黄雨表示，近期有许多被救者告诉她，他们被安置进柬埔寨移民局后，还会遭到执法人员的敲诈：想使用手机，必须先交400美元（该价格只针对中国大陆籍人士，其他人一般收取200美元）；由于近期滞留人员众多，若想睡床需交500美元，否则只能睡地板。

陆向日则说，由于近期移民局人满为患，就算有钱可能也买不到床位。

滞留人员还面临签证超期的罚款。根据中国外交部2015年更新的信息，针对非法滞留的旅客，柬埔寨移民局会施以每日5美元罚款。近年来罚款已涨至每日10美元。但根据最近被困人员的反馈，一些人被“勒索”至15美元，这意味着签证逾期数月的人需支付一笔高额罚款，而这笔钱通常由救援人员承担。“他们交不了钱就要坐牢，可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坐牢吧？”黄雨说。

她认为，滞留人员的超期罚款不应由受害人承担，而应让柬埔寨国家或诈骗园区的物业承担。和救援所需大笔开销相对的是，黄雨说，GASO每月获得的捐助一般只有500美元，仅够支付网页维护或软件订阅的费用。

据黄雨说，由于救援工作量繁重，她的一位队友白天上班、晚上处理救援信息，昼夜颠倒分散了精力，导致本职工作被辞退。

除了资金不足，一些反诈志愿者还面临人身威胁。黄雨说，近期一位同事听到“风声”，自己在几家诈骗集团的“寻人名单”上，因为做救援、联合各国打击人口贩卖，不仅妨碍这些公司的“业绩”，更是动摇了他们的根基。曾有人给GASO社媒主页发消息威胁说，你们已得罪诈骗集团，“最好不要再继续了”。

此前，GASO官网在一篇新闻稿中公布过一家中资地产开发集团的组织架构，被该集团找来要求删帖，否则将面临“起诉”。

GASO也曾因一些情绪化表态引发争议。8月初，当GASO指责台湾人“不知感恩”并表示不再救助他们后，台湾评论员温朗东称“该组织在社交媒体使用简体中文”，暗指其背后有政治意图，还质疑该组织真实性不明、捐款去向不清晰。

不过，台湾“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科长李泱辑很快帮其澄清道，台警方与GASO有联络，后者提供过情报，并产生了实质性成果。

黄雨之所以干上这行，也跟自身遭遇有关。2021年6月，她遇到以约会为目的的网络“杀猪盘”，网聊半个月后，她在对方的诱导下以“投资理财”的名义向诈骗网页投入了4万新币（约合20万元人民币），最后血本无归。被骗后，她向GASO求助，后者详细解释了“杀猪盘”的诈骗逻辑，劝说她不要再投入金钱。从骗局中醒悟后，她加入了GASO，成为救援队的一员。

一年多来，黄雨坦言，因阻力重重，她每天都有想放弃的念头。但仍有一些动力让她和队友们得以坚持：

近期她去缅甸营救一名被困诈骗园区的台湾女性时，诈骗集团回复称，不能将此人放走，因为园区内男性较多，女性稀少，需要留她做“性奴”。这让黄雨非常愤怒，“作为女生，我知道没有女生愿意被侵犯”。她誓言要将这名女性救出来。

除此之外，每当有被救者与家人团聚，她和队友们都很欣慰：一位孟加拉国求助者回家后发来一张合影，照片中祖孙三代坐在一起，大人抱着两个孩子，对方告诉她，“如果不是你们，我肯定见不到家人了。”

8月24日，苏庆会见联合国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威迪·蒙丹朋时再度高调宣布，将领导一项执法专项行动，动用所有资源，对人口贩卖犯罪重拳打击，揪出和严惩幕后主谋。苏庆也表示，柬埔寨政府决心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内政部将继续采取措施并解救受害者。

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联合国柬埔寨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蒙丹蓬。

目前，陆向日已经回国。他不是没想过对抗诈骗集团的后果，但他表示仍会继续进行救援。“我们会曝光他们的诈骗手段，断了他们洗钱的资金链，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他说，“他们如何欺骗、虐待、贩卖、殴打国人的这笔账，我一直给他们记着。”

（应受访者要求，黄雨、张立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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