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鬼神与礼乐：中西文明传统中的超越性思想

天道、鬼神与礼乐：中西文明传统中的超越性思想

在中西文明传统中，鬼神虽极其神秘难测，但又是与天道和礼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与宗教传统将神的问题转化为精神性存在等哲学问题，鬼被遗留在炼狱和巫术的剩余文化中，却始终无法清除。而在中国文明内，无论是丧祭传统、文学传统还是哲学传统，鬼神问题都处在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上，以致在现代文明中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推动力。出于这种问题意识，9月3日至4日，孔子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合作，在司马台长城脚下美丽的古北水镇举办题为“天道、鬼神与礼乐”的学术研讨会。

本文照片均由熊江韬所摄

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吴飞主持开幕式，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米怀勇为开幕式致辞。大会主旨发言环节由甘阳老师主持。

历史幽灵学与中国古典文明

汪晖老师首先以“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为题作学术演讲，定下本次会议的基调。汪老师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谈起，指出鲁迅的《故事新编》即“古史新辨”，是针对当时古史讨论的诸家学说，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古史辨学派，做出的回应。鲁迅对待古史传说与神话的态度，与他向来关注秩序外声音的“鬼眼看世界”的“向下超越”的角度，有密切关系。

唐文明老师的报告《三才之道与中国文明的平衡艺术》从三才之道切入理解中国文明，指出应从教化的平衡艺术出发来理解呈现于中国文明中的强烈的宇宙论关切，应该意识到中国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论关切是出于教化的平衡这一重要考虑而有意保持的。

刘丰老师的报告题为“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指出在“文-质”论基础上形成的三统三正说、五德终始说等历史理论在形式上是在解释历史，但其直接的目的则是通过历史的循环来说明现实和预示未来，既是解释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模式，也是匡正现实政治的重要理论武器。儒家的历史哲学也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和特色。

魂魄与鬼神

第一分会场的第一场讨论由唐文明老师主持，主要围绕着魂魄、鬼神等主题展开。

吴飞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鬼神之为德’——一个性命论的视角”。吴老师对比了现代以来对“鬼”的六种解释，指出，鬼者归也，来自对死亡的理解。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存在论将死亡理解为对存在、生命的否定，而在性命论中死亡是生命节奏的一部分，而“鬼神”之所以经常联用，就在于鬼神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相对于人世之“明”，同属于“幽”，由鬼变神是经常发生的事。曾亦老师在评议中认为，不同文明关于鬼神的说法十分复杂，难以统合，而吴老师的文章则是站在哲学的角度立说。曾老师进一步指出，朱子从气论的角度解释鬼神对理解先秦文献很有帮助，应予以重视。

曾亦老师报告了《论墓葬与儒家的孝道观念》。曾老师从《礼记·檀弓》对墓葬的讨论入手，上古时为族居合葬之制，随后演化为夫妻合葬。坟墓、封树、墓祭的出现则反映了孝道的内在要求。儒家站在孝道的角度，对古礼进行了损益和重新阐释，奠定了此后的社会基础。唐文明老师评议道，曾老师的研究立足于《檀弓》和孔子改制，强调从制度上理解孝道，但也不可缺少精神和价值的维度，方可揭示出孝道的普遍意义。

陈绪波老师以“先秦儒家死亡观探析——以《士丧礼》为中心”为题作学术报告。陈老师认为，魂、魄观念是先秦儒家对于生死的最基本认识。在《士丧礼》中，儒家的“事死如事生”便是围绕着对死者神魂与体魄的侍奉进行的。然生死终有别，即便是“事死如事生”，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真的生死一致。人死之后，体魄归葬于土，神魂由则由亲人迎回，在庙中以时祭祀。至此，死者的体魄、神魂都有了归处。高瑞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从士丧礼的过程出发可以很好地分析传统对生死问题的理解，还可以结合仪节更加具体地来理解鬼神在丧礼中的位置和作用。

高瑞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早期‘魄’的形神义涵及其消亡”。高老师认为，“魄”字由月相孳衍而来，其“未盛”之形质为后来发展成魂魄观念奠定了基础。汉代又赋予“魄”以伦理道德义涵，凡此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等待佛教轮回观念的呼唤，并为佛教思想尽快融入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陈绪波老师评议认为，高老师从魂魄的角度理解佛教传入中国，为这一思想史议题打开了新的视角，但其中关于魂、魄等概念的内涵转变，可能还需要更加具体的分析。

陈斯一老师报告了《英雄之死：〈伊利亚特〉中的替身、替换与替罪羊》。陈老师指出，《荷马史诗》中的鬼魂关系是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之间的关系。灵魂就像是自我的一个分身，死后离开身体，来到冥府后不再具有生命力，这体现了古希腊对死亡的理解。接着，陈老师具体从阿基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灵魂如何作为自我的分身、替身，这种关系展现了替罪、替亡仪式在《荷马史诗》中的运用。贺方婴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替身的死去能够加剧阿基琉斯面对生死的悲剧感，但替亡最后并没有真正起到代替的作用。

鬼神与共同体

第二分会场的第一场讨论由颜荻老师主持，主要围绕鬼神、动物等非人存在者在共同体中的意义展开。

赵丙祥老师的文章《从平水土到石生人：禹启神话之研究》考察了鲧-禹-启神话中的父子关系，关注神话在后来的发展中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下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案弥补紧张的父子关系，并指出相关方案中潜在的伦理困境。王铭铭老师的评议指出，赵丙祥老师的研究秉承了西方人类学传统中关注政治性王权之宗教性根基的问题意识，其论述结合了亲属制度研究和杜齐美尔的理论，颇有启发。针对如何处理传说时代的“王”的具体身份问题，王铭铭老师提出几点商榷意见。

杨华老师的文章《长江水神与中国古代王权》对历代文献中的“四渎”祭祀进行了详尽的梳理，通过统计祭祀记载，总结了历代祭祀与政治形势之间的关联，剖析了水神祭祀的政治意义——即通过显示礼制的连续性来彰显政权的统一性与合法性。赵丙祥老师的评议指出，杨华老师的文章提炼出了长江祭祀中内涵的天下观，填补了以往对封禅的研究只重五岳系统，忽视四渎系统的空白，接下来，如何将这些考察与政治史和个人史结合起来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鞠熙老师的文章《宇宙秩序中的动物神灵》基于通过考察动物理解传统中国宇宙观的问题意识，以十八至二十世纪中期的北京城为例，通过民俗文献与田野调查来理解普通人观念中的动物神灵，梳理了动物神灵的三种不同情况，并剖析这背后人与动物的三种不同关系，这些普通民众的分类方式与《朱子语类》中的动物观念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关键的区别。评议人林叶老师认为，文章对材料的剖析颇具创见，对普通民众动物观念与朱熹动物观念的比较揭示出他们都对身体性的问题非常敏锐。针对材料分析中驯化者与被驯化者是不是转喻关系的解读空间，民众与朱熹宇宙观前提是否一致的问题，林叶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王铭铭老师的报告《鬼与共同体》首先介绍了西方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中神、鬼、祖先与共同体关系的基本思路。王铭铭老师基于自己在闽南泉州地区多年的田野经验，考察了泉州城中外在于共同体的鬼占据中心的节庆如何加强了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据此，他对既往研究中过分重视神谱、祖先而忽视了边缘之鬼的倾向提出反思，主张应当关注找不到自己身份者在共同体构成中的角色。评议人杨华老师认为，王铭铭老师的报告基于现场的田野调查，借鉴西方的理论，对田野现实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很有启发。针对王铭铭老师田野研究在历史维度上完善的可能性，杨华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潘星辉老师的《亲证：纪昀的附魅人生》一文将纪昀的“亲证”经历搜剔排比，串联沟通，真实再现了一位十八世纪高级官员、御用学者的附魅人生。

礼与天道

第一分会场的第二场专题学术活动由吴飞老师主持。围绕礼学传统中的天道问题展开。

陈壁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礼以则天——郑玄礼学的天学依据”。陈老师认为，在天地生成论问题上，郑玄通过对“太极”的理解，认为“气”是生成天地的根本。在天地结构论问题上，郑玄通过吸收“浑天说”，建立了一套天地星辰运转的学说。孟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对郑玄经学体系的研究愈发成熟，应该进一步发掘背后的义理、文明内涵。但是，如何区分经注中郑玄本人的思想及其渊源等问题体现了阐释的复杂性。

孟琢老师在《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对〈中庸〉主旨的新阐释》一文中指出，《中庸》的阐释史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子思面对礼崩乐坏的文明危机，通过对“性与天道”的创造性阐发为礼乐传统重新建立哲学根基。吴飞老师在评议中谈到，孟老师的文章有力地将文字学的方法与哲学结合，完整地理解整部《中庸》。接着，吴老师与孟老师交流了《中庸》中一些字词的理解如何与先秦其他文本和祭祀制度统合的问题。

陈畅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天道、魂魄与精神——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道观的新视野”。陈老师指出，通过疏理《破邪论》中的太极与天主观念之遭遇过程，可以展现中国古典形上学对于超越性思想的不同理路。黄宗羲致力于探寻对治朱子学与阳明学流弊的天理观，而这一天理观包含的超越性观念，正是其宋明理学研究、天主教及世俗宗教思想批判一以贯之的主线。郭晨晖老师在评议中提到，陈老师对天道的分析非常重视客观性和实践性，随后就鬼神的中介作用与上帝观念的区别与陈老师进行了交流。

刘长安老师以“论上帝观念：列维纳斯与笛卡尔”为题作报告。刘老师梳理了列维纳斯从早年到晚年关于笛卡尔“上帝问题”的诠释史，展现了笛卡尔的上帝观念如何被列维纳斯一步一步地纳入到了自己的体系之中，并凸显他从现象学出发对笛卡尔身处的整个西方存在论传统的批判。周小龙老师评议道，列维纳斯可能仍然是在主体哲学的视域中，从伦理的角度谈论绝对者。

陈岘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典诠释中的‘闭合’与‘交互’——以‘天人’关系视域下的《周易》《春秋》经义整合为例”。陈老师指出，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的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捏合出了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打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谷继明老师在评议中认为，同样是讨论天人关系，《周易》和《春秋》之间的不同值得更深的思考。

文献与历史中的礼

第二分会场第二场的讨论基本集中于经典礼学问题，从文献和历史的角度展开，由林鹄老师主持。

华喆老师的文章《“左还”“右还”问题补释》集中考察了“左还”与“右还”这一《仪礼》文本中的常见表述，文章以图像描述经说，在乔秀岩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左右还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说，并厘清了不同解释间的关系。评议者林鹄老师赞扬了华喆老师图解经说对理解经文的重大帮助，同时就贾疏字误、左还右还在几处经文中的解读、描述，同华喆老师在现场开展了生动的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陈立瑜的文章《〈仪礼〉中的祭尸礼研究——儒家伦理‘理性化’的探索》通过对《仪礼·特牲馈食礼》和《士虞礼》“尸入九饭”环节的细致考察，结合《礼记》的相关篇章，论证、解释主祭者（主人）-“尸”-受祭者（“鬼神”）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评议人厉承祥认为，基于翔实的材料和相对严谨的思路，文章的结论基本可以成立。针对论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瑕疵，评议人针对性地提出了商榷意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厉承祥的文章《秦出土文献中的祭祀仪节与公私关系》考察了秦出土文献中的祭祀仪式对于祭余的不同处理方式，指出在秦统一前后“公祠”“王室祠”到 “县官祠” 变更可能反映了皇帝对于县道政府控制力的强化。评议人田天老师认为，厉承祥的文章通过祭祀的具体仪节来连接不同类型的出土文献颇具新意，并提供了解读出土文献的其他可能性。针对祭祀在官民层次上存在二元对立的主张、可能存在忽略祭祀传统与祭祀规格的问题，田天老师提出了商榷意见。

田天老师的论文《从衣物疏与买地券：汉晋葬仪文书的演进》是她梳理随葬物清单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她将那些不是随葬品，而是以诵读方式参与丧葬仪式的文书称为葬仪文书。通过考察遣册、衣物疏与买地券三种不同葬仪文书的细节，田老师力图还原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丧葬仪式，以此关注丧仪在汉晋间的变迁。评议人徐渊老师认为，文章对于出土文献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和梳理，补充了大量空白，并对阅读传世文献有很大启发。随后，徐老师针对遣册与衣物疏在丧仪中的不同角色，丧葬仪式背后可能存在的道教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徐渊老师的论文《上博简〈郑子家丧〉所反映的春秋时代刑余罪人丧葬仪式》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柒)》之《郑子家丧》中关键字词的考释，揭示了春秋时代刑余罪人的特殊丧葬礼典，并归纳了这类礼典的几个特征。评议人华喆老师指出，文章更新了对于先秦丧葬仪式的认识。对于“利木三寸”的训释可能性、“掩”是否必然指“埋”以及犯罪大族后续处理同宗法的关系，华喆老师提出了一些疑问。

人伦之礼

第一分会场的第三场专题学术活动聚焦于人伦之礼，由赵丙祥老师主持。

赵晓力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五服与三代”。赵老师通过分析“婚姻自由”原则与“同宗不婚”习惯以及民间中表婚实践之间的关系，讨论了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废除的“宗亲”概念。赵老师指出，“宗亲”概念是中国宗法制的固有概念，没有“外亲”概念也可以独立存在，如果从“宗亲”的角度看待父系和母系所有亲属，那么中国传统宗法制的精神得以返本开新。赵丙祥老师在评议中从礼、俗、法三个不同层面的关系讨论了宗族、婚姻在具体实践上的不同。

周飞舟老师和余朋翰博士合写的文章《家中有家：“分家”的理论探源》通过对先秦儒家文献中有关分家内容的分析和解读，挖掘诸子均分制与宗法制的内在关联，指出分家制度可能的理论起源。

黄铭老师的《浅论〈唐律疏议〉中“外祖父母”的认定问题》一文以丧服学的视角推演服术，罗列了《仪礼》《礼记》中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从而试图给《唐律疏议》做一个准确详尽的注释。

贺方婴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每个人给自己的妻儿立法’——从圆目巨人神话看城邦的自然起源”。贺老师从荷马史诗中的圆目巨人神话切入，由此考察古典政治哲人笔下的城邦起源问题。陈斯一老师分享了一些相关的化石资料来解释圆目巨人形象何以产生，指出圆目巨人要同时处于人性和非人性的边缘，后被用以理解家庭。陈老师还就后期哲学家如何解读圆目巨人形象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

天人关系与政治文明

第二分会场的第三场讨论主要集中在天人关系与政治文明的问题上，由朱振宇老师主持。

宫志翀老师的论文《康有为“孔教为人道教”说探微——基于〈中庸注〉的研究》考察了康有为对“人道教”和“神道教”的区分，关注他是如何通过贯彻这一区分来处理中国文明同世界各大文明的关系。郜喆老师针对康有为对《中庸》文本的处理方式，以及人道教是否终结了“教”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郜喆老师的文章《“进化之理，文明之要，以礼为本”——廖平的“礼三本”文明进化论兼及对康有为“人为天生”说的商榷》考察了晚清经学家廖平在所作伦理学讲义中以进化论对儒家经典伦理思想的重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礼三本”为标志的文明进化论。郜喆老师指出，这一思路同康有为学说间存在极大的思想张力。评议人宫志翀老师就廖平思想的高度复杂性，指出了其谷梁学的出身背景在其思想发生中的特殊意义。同时，他也指出了廖平和康有为所面临的共同困难，就在于把丧服与礼三本这类经典学说通过文明演进的方式表述出来。

常达老师的论文《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考察了王夫之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的处理方案。她指出，王夫之在宋人的基础上，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最大程度上弥合了大同与小康的差异，还创造出新的社会理想——大顺，并以“仁”代“礼”成为新法度的核心。评议人谷继明老师认为，常达老师以大顺的概念统合张力，在船山学领域是很有新意的创见。谷继明老师指出，对大同与小康的统合与船山对诸如封建郡县等问题的统合是一致的，文章涉及禅让、传子传贤等问题时，似可以带入文明史观的问题来丰富讨论。

颜荻老师的论文《潘多拉与倒转的天人: 赫西俄德思想中的天人关系》基于将诸神社会与人类社会并而观之的视野考察古希腊天人关系的形成，她将潘多拉事件的重要意义视为本质上启动了人类社会之于诸神社会秩序的根本倒转，并指出这一“倒转”正是宙斯对人类社会最严峻的惩罚，也是其建立神人秩序的要义所在。评议人朱振宇老师围绕“Philia”与“Eros”的关系问题结合文本做出了重要补充，同时也就文章整体思路和结论对于个别解释传统的过度倚重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

《春秋》与天道

第一分会场的第四场专题学术活动围绕《春秋》学与天道问题展开，由李霖老师主持。

林鹄老师以“《春秋》义例平议”为题作学术演讲。林鹄老师指出，“例”作为某一类历史事件的常规书写模式，本身就可能承载了孔子的“大义”。尽管逻辑上的确存在一种可能——《春秋》中所形成的所谓“例”都是偶然产生，无需解释，但逻辑上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这些复杂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林鹄老师对现代学者中流行的义例否定说进行了检讨，认为对《春秋》义例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徐渊老师在评议中提到，《春秋》中的这些现象在两汉时代就已经为经学家们发现，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处理，《公羊传》《毂梁传》也在历代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本群，《春秋》义例如何形成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刘禹彤博士以“西狩获麟与孔子制作关系考”为题作学术演讲。刘禹彤博士详细地梳理了三家围绕西狩获麟与孔子制作关系展开的讨论。依据董仲舒，何休，东汉贾逵、服虔，西晋杜预四家传注，总结出四家关于西狩获麟与孔子关系的四种观点，概括了其中不同的孔子形象和经学性质。黄铭老师在评议中认为，对西狩获麟的不同解释进行思想史研究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刘禹彤博士的考证非常精彩，并就一些细节提出商榷意见。

郭晨晖老师的《从“天宗上帝”看两周之际“天”“帝”关系之构建》紧密围绕“天宗上帝”概念对传统“天”与“上帝”信仰的整合进行讨论，通过对文本中祭天叙述差别的讨论，对“天”与“上帝”融合的事实进行了解释。在随后的评议中，陈壁生老师就天地是否应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一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吕明烜老师的《礼乐化制作：从三皇叙事看儒家的制作观念》一文从古史辨以来的学术争论谈起，通过对三皇观念的考察，辨析了传统语境中“制作”在儒家、道家、法家那里所存在的三重解释路径，并且在文章中探讨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礼乐维度对人与技术关系问题的启发。郭晨晖老师在评议中用上博简和《史记》中的材料对报告进行了资料上的补充，指出可以借助更丰富的材料更好地容纳更多的古史信息。

天命、天性与天人关系

第二分会场的第四场讨论由宫志翀老师主持，围绕着天命、天性、天人关系等主题展开。

孔子研究院的宋冬梅老师报告了题为“《左传》天命天道观与天人关系探讨”的论文，文章主要依据《左传》文本，梳理“天命”“天道”等概念等内涵，并归纳了文本中不同的天人关系模式。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师进行评议，曹老师认为文章对天命天道观和礼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比较准确概括了《左传》的天命天道观，把握了《左传》的精神实质。对于天道、天命、天人关系三个层次之间可能的关系，曹老师提出了一些疑问与建议。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雷天籁的文章《天人之际的思想史书写——评普鸣〈作与不作〉〈成神〉》从三个方面评述普鸣的《作与不作》和《成神》，思考如何在与西学对话的过程中理解早期中国思想，他指出普鸣检讨并拒绝了“哲学突破”的思路，以天人问题重新勾勒早期中国文明的思想线索，在从晚周礼坏乐崩到秦汉帝国的思想形态的变迁中思考天人问题。评议人唐文明老师指出，文章视野宏观，没有陷入到普鸣论证的琐碎细节，而是准确地把握了天人关系这条核心线索。他提出在周文疲敝、经学子学关系问题上，应当展开论述。针对哲学突破的理解、大一统相关的表述问题，唐老师提出了商榷意见。

文新宇与李鸣飞老师的文章《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元末明初的文化转型》梳理了荡口华氏在元末的发展事迹，澄清了华悰韡的祖母陈氏和父亲华幼武对荡口华氏的转型和发展起到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旌表陈氏为契机，以编集《春草轩诗集》为起点，华幼武成功跻身江南名士圈中，后世子孙也重视家庭教育和文化传承，最终推动了荡口华氏转型为文化世家。评议人潘星辉老师指出，文章是对无锡华氏家族历史“前传”的梳理。潘老师认为，在史料单一性和解构史料话语的垄断性上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孔子研究院的刘敏老师报告了题为“自天成德：教育的可由之道——基于对中国教育哲学的思考”的文章，讨论了天命、天性等概念在现代中国语境下所具有的教育意义。评议人李鸣飞老师肯定了文章在思考上做出的努力，针对资料综述、范畴界定与写作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祭天与宗庙

第一分会场的第五场专题学术活动围绕祭天与宗庙问题，由陈壁生老师主持。

褚叶儿老师的《禅代叙事下的景初祭天礼：魏明帝郊祀、明堂礼制再思考》从魏明帝更张汉制开始讨论，在经学史上常见的郑王之争的背景下，讨论了魏明帝时代的礼学实践与郑玄经注间的张力。魏明帝主动选择以舜为始祖，祭天礼的变革更多地服务于此种意图。研究者应当尽量避免以郑玄为中心排斥景初祭天礼。李晓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褚叶儿老师对郑王之争的分析，打破了经学史研究中一味强调郑王之争的成见，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问题。

谷继明老师《惠栋明堂天法及其祭祀系统》一文围绕着惠栋《礼记明堂阴阳录》的材料考察了惠栋明堂天法与前人存在的明显不同。陈壁生老师在评议中认为这一研究的背后包含着文献学与学术史研究，明堂祭祀、感生问题的背后是对明堂之礼思想体系建构的探讨。

高隽博士在《再论郑玄对郊祀礼的经学建构》中指出，郑玄吸收整合了今古文经学两种郊祀观念，以本自《周礼》和纬书的“六天说”及“郊丘为二”作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复杂的祭天礼体系。在此体系中，郊祀礼确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结构：祭祀感生之帝，而以感生始祖配食。高瑞杰老师在评议中区分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郊祀观念的不同之处，今文经学认为郊祀礼在本质上是“父事天”，行礼目的只在于“报天”，古文经学则在“报天”之外尤重“祈谷”之义。

李晓璇老师的《秦汉地方皇帝庙浅议》根据考古发现以及文献材料对汉代皇帝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现实中的汉代庙制，一方面强调亲的层面，另一方面又保留不毁之庙。冯茜老师补充了韦玄成对祭祀者之德的强调，并认为，可以将刘歆、郑玄和后面的实践者容纳进讨论中。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明真以“从家礼到公祭：唐代三献正义的经史背景”为题，围绕唐代三献问题的争议展开讨论，旨在突破皇帝私情的解释框架。先妣配祀、皇后亚献的消失，意味着“天子”与“天”之间从实质性的血缘关系演变为象征性的父子关系，郊天礼的性质从家礼向公祭转变。高隽老师补充了《旧唐书·礼仪志》中记载的武后临朝称制时代的礼仪争端的相关内容，并对“公”与“私”的解释框架提出了商榷意见。

中西文明传统中的“巫”

第二分会场的第五场研讨会由郜喆老师主持，本场报告主要围绕中西文明传统中“巫”的问题展开。

周小龙老师的文章《性存而体匿——李泽厚“由巫而礼”思想的内在逻辑》重点考察了李泽厚先生“由巫到礼”的论述。报告重点阐述了李泽厚巫史传统叙事中“神的祛魅”与“日常生活神圣化”的两个面向，并着重突出后者的意义。评议人郜喆老师指出了李泽厚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上的根源，针对“由巫到礼”的叙事是否普遍适用于先秦中国、礼乐文明为什么没有构成韦伯意义上“普遍历史”的环节，郜喆老师和周小龙老师展开了生动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诗瑜的论文《永不止息的缠斗：韦伯“祛巫”概念再探》，抽取了韦伯文本中的两组观念概念，以此说明祛巫的面向之一就是将全面一贯的意义世界加诸自我负责的伦理整体人格之上的建构过程。同时，巫术作为内在于韦伯高度复杂的论述本身的潜流，既构成了对祛巫的反动，在经历了理性化之后也始终以全新的样态作为现代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持存于普遍历史之中。评议人陈立瑜认为文章对于“祛巫”概念的论述颇具新意，针对韦伯宗教社会学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关联、传统性支配与卡里斯马的张力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师以“中国礼文化特质研究：以礼治与礼俗的区分为视角”为题作学术演讲，从“礼治”和“礼俗”两个角度对“礼”这一概念进行理解，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进而揭示现代礼学研究的核心工作。刘敏老师对曹景年老师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对推进现代礼学研究大有裨益。

朱振宇老师报告了题为“格律翁、喜剧与地狱篇的诗学”的论文，通过对“格吕翁”这一关键形象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朱老师有力地揭示出但丁对古典诗歌的批判以及对新诗学标准的建构。评议人娄林老师指出，文章有着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同时也颇具思想意义。对于柏拉图和但丁各自意义上的“整体”何以能够沟通的问题，娄林老师提出了疑问与商榷。

形神与帝国

第一分会场的第六场专题学术活动由刘丰老师主持。

刘伟老师的《从形神到形名：论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物”概念》一文从《论语》《左传》《周礼》《老子》中所出现的“百物”与“万物”谈起，分析作为可经验的个体之物的“万物之‘物’”，用于把握个体之物的“形名”范畴，以至于前诸子时代的“物”概念，并最终将古典之“物”的实质以“形神”概括之。刘丰老师以《大学》中的“格物”为切入口，重提宋明理学中关于“格物”的不同解释，以朱熹关于“形神”的气化解释向刘伟老师发问。

傅锡洪老师在《抑扬与分合：朱子思想中理神关系的四个层次》一文中紧密围绕朱子思想中的理神关系展开讨论，以扬、抑、分、合四个层次的提法对朱子思想中理神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刘伟老师首先回应了刘丰老师关于自己主体报告的发问，认为刘丰老师的发问与傅锡洪的报告形成了一定的照应关系，认为傅锡洪四个层次的分析方法对朱熹思想的理神关系进行了有效的梳理。

陈慧老师的《“以周反形晋”：〈晋纪·总论〉引〈诗〉考论》围绕干宝《晋纪·总论》中的引诗现象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分析了在《晋纪·总论》中体现的古史人物与晋代君主“以周反形晋”的比拟关系。傅锡洪老师指出，从这篇文章出发，还可以继续将视野拓展到同一时代其他文本引诗方式的比对当中。

娄林老师以“古罗马政治神学的奠基 ——努马的历史和思想形象”为题作学术演讲。娄老师指出，努马就是恩尼乌斯着力记述的古人之一，一个建立了古代礼俗的古人。朱振宇老师针对娄林老师的报告提出了三则史料上的疑问，认为娄林老师的努马研究与但丁研究形成了很好的比对关系。

礼制与律历

第二分会场的最后一场报告围绕礼制与律历，由李晓璇老师主持。

李霖老师首先报告了题为“重审《三礼注》与《毛诗》之关系：以《郑志·答炅模》为中心”的论文，论文主要围绕郑玄《三礼注》引《诗》文字、说解《诗》义与《毛诗》及郑笺的歧异展开讨论。李霖老师对于传统上以《毛诗》在郑玄注礼时缺席，以三家《诗》填补缺位来维护郑学体系自洽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检讨。评议人林勰宇老师对李老师层层复原郑玄本义的做法表示了肯定，同时也对层层推论中的不确定性提出了质疑。

随后，林勰宇老师报告文章《汉唐间〈谥法〉文献流变考——兼论吐鲁番文书所见〈谥法〉抄本残片的性质》，文章指出《世本》旧有《谥法》 篇之说应当存疑，并对《大戴礼记·谥法》《逸周书·谥法》以及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论谥著作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了《谥法》在历代流传过程中被不断丰富与完善，在此基础上缀合讨论了吐鲁番文书所见《谥法》抄本残片。评议人李霖老师认为，文章将《谥法》文献放在一起考订文献情况和源流，填补了《谥法》研究领域的不足。针对文章以图片方式暗示的线性关系印象，以缀合方式界定文献特点可能存在的疑点，李霖老师提出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柯棋瀚报告了题为“斗建、月相与清人的周初历日”的文章。文章梳理了清代不同学者对岁差-斗建体系、月相等问题的体系构建，分析揭示了相关理论建构中理想化、体系化的倾向。评议人李晓璇老师认为这是一个科技史研究，但有很强的经学自觉，即经学是由古代经典构成的经典化、体系化的系统，和实证化的科技史研究不同。由于经学的特殊性质，从科技史角度切入，可以开辟出从天文历法到政治、德性的解释空间。

冯茜老师的论文《“天运政治”：徽宗月令“天时”中的知识与信仰》考察了徽宗朝大礼的“时令”特征。文章指出，徽宗月令以天文历法、运气论、太一式占精心推演下的天时运行，结合皇帝神格的确立，通过“天道”构建上的“去伦理化”，全面化解了传统灾异论中的君权制约逻辑。评议人褚叶儿老师认为，冯老师的这篇文章从徽宗颁行的诏令性质的月令出发，试图通过月令中的天时，主要是分析用历术观测天时，用式占来占测天气这两方面，来理解徽宗所认识的天道，进而诠释当时的礼乐及其政治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她还对传统历算保留天道之不测的面向做出了补充。

进一步研究的三个关键

赵晓力老师主持闭幕式，甘阳老师为闭幕式总结。在总结中，甘阳老师高度肯定了这次会议的论文质量，并提出三个进一步研究的关键点，第一，将死者的世界引入生者的世界，隐含着宇宙万物都能被认知理解的后果，实际上去掉了超自然的部分；第二，将人的世界肯定为完善的和必须是完善的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三，儒家的建构没有为鬼留下位置，对鬼神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这种设定虽然高明却也有着流于庸俗的危险。

为期两天的“天道、鬼神与礼乐”学术研讨会已经落下了帷幕，此次研讨会有助于打破学科限制，加强中西思想研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深入挖掘天道、鬼神与礼乐问题在现代文明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