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写满数学公式,办公桌后的书柜上摆着卡拉比-丘流形雕塑,窗外,是秋日的流云。这是位于清华大学静斋的丘成桐办公室。
今年4月,丘成桐从哈佛大学退休,开始全职在清华大学任教,担负一项重任——培养中国数学领域的顶尖人才。
“为国家培育一批基础科学人才,帮助中国在基础科学上成为世界一流”是丘成桐回中国工作的愿望,也是他长期的追寻。早在2008年“,丘成桐中学科学奖”(原称“丘成桐中学数学奖”)设立;2018年2月,“丘成桐数学英才班”项目启动;2020年底,“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领军计划”)在清华大学开始实施,每年面向全球选拔不超过100名中学阶段综合素质优秀且具有突出数学潜质及特长的学生,从本科连续培养至博士研究生阶段。丘成桐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在基础科学领域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八百铁骑”。2021年初,以培养数学领军人才为唯一使命目标的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成立,丘成桐担任院长。
“中国的数学始终未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情况要在求真书院、在你们身上改写。”这是丘成桐对求真书院学子的谆谆寄语,饱含一位数学家的热切期许、一腔豪情和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意。对当前教育的一些弊病,他有忧思;对求真书院的人才培养,他成竹在胸。他将如何躬耕实践,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将如何破局,“改变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史的地位”?《教育家》为此采访了丘成桐先生。
“领军人才”选拔标准:有基础,有兴趣,有志向
《教育家》:“领军计划”的选拔标准和选拔方式是怎样的?要培养怎样的人?
丘成桐:选拔的标准,一个是基础好,一个是对数学有兴趣。主要考核数学和物理两个科目,要求很简单,就是学生这两个科目的学业水平达到大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水平。我们面向全球招生,内地主要招收高一、高二学生,特别优秀的初三、高三学生也可申请;面向境外主要招收十年级、十一年级学生,特别优秀的九年级、十二年级学生可申请。我们自己出题,不出刁难的试题,就是大学一年级学生能达到的水平考试,只要花了功夫学好了,一定能考进来。笔试后有面试,考查学生对数学的兴趣。有些学生可能考得不错,但是对数学没有兴趣,这样的人我们不会招收。
一些孩子进不了求真书院,家长认为是吃了亏,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进了求真书院,一定要做数学研究,因此一定要有志于数学研究、愿意一辈子做研究的人才行。而据我的了解,很多家长并不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数学家,而是去做金融、去创业、去赚很多钱。对数学没有兴趣和志向的人进求真书院,对我们、对他自身都不好。
《教育家》:相比于大学常规招生,“领军计划”的招生年龄前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丘成桐:大数学家一般都是从十二三岁就开始他们的数学历程,所以最好是在学生年轻的时候就指导他做学问,让他知道数学研究应该怎样去做,去影响他的成长,到他长大后就具备成为大师的基础。
在“领军计划”的招生中,我发觉很多经过了中考的学生对做学问的兴趣少了,到了高中,尤其是备战高考后,对数学的兴趣就更少了。经过高考的洗礼后,学生在数学方面的研究能力也许还有,但兴趣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既要对数学有很高的能力,也要对数学有很深入的兴趣,这个兴趣,不是指功利的为了获奖的兴趣,而是对数学本身的兴趣。我们招考过程中,对初中生和高中生给予同样的考题、同样的要求,有些初三学生甚至考得比高三学生还好。
《教育家》:“领军计划”的招生考试中没有奥数题,入选数学、物理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是第二批次而不是第一批次招生的学生,为什么?
丘成桐:在中国,参与奥数培训的孩子大多是为了拿奖,为了能上清华北大,因此死背了很多公式、方法,考完试后就都忘掉了。这种方法对小孩子没有好处,甚至可能有坏处。因为背诵公式会让人丧失学数学的兴趣,靠背诵靠刷题,学生也许会做题,但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做。学数学要搞清楚背后的原理,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做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
另外,奥数的内容其实对数学研究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如果单纯从激发孩子兴趣的角度出发,学奥数是可以的,但奥数的内容其实不是有价值的学问。有些小问题,即使做懂了,对数学本身不见得有很大的贡献,不值得花过多功夫去研究。
但是,奥数确实能为我们选拔人才给予一定的参考。我们完全不了解学生的背景,那些对奥数感兴趣的、参与过奥数竞赛的学生,一些数学工具一定学懂了,我们可以从中挑出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当然这只是基础标准,在这之上还会考核学生的其他素质。我们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
《教育家》:您强调培养“通才”,多次提及在文史哲领域的涉猎、积累对您的数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正向影响。但现实中可能存在一些偏科的学生,擅长数学但对文、史、哲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会限制他以后在数学方面的发展吗?
丘成桐:我们中国人有很怪的想法,认为“偏才”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可以做得比不偏科的人更好,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偏才”肯定不是学问做得最好的那个。一般好的数学家或科学家,都是在很深厚的文化土壤上长大的,也因此他们的学问会更好,更有前途。我还没有发现偏科的人可以完成伟大的数学学问的,所谓“偏科”,都是给自己找不学习的理由。
“领军人才”的成长:一流的老师来教一流的学生
《教育家》:通过“领军计划”的招生,您认为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出的学生有何特性?
丘成桐:中小学培养出的学生很擅长考试,这不见得没有好处。如果真的学懂了,因此考得好,而不是靠一些应试技巧和训练,那也很好。这说明他们知道怎么解题,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据我了解,有些中学为了让学生考得好,会搞一些应试训练,导致学生形成机械化的反应,这对学生来说很不好。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不仅要懂得做题,还要会思考,有远见。在我们的招生中,有些高中学生表现得不如初三学生,这也许与部分高中的应试化训练导致学生兴趣磨灭、思维受限有关。
《教育家》:基于这种情况,您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教育应该如何改进?
丘成桐:首先,需要区分面向学生大众的教学和面向尖端学生的教学。每年1000多万人参加高考,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对数学有兴趣,不可能每一个学生都是第一流的,所以没有必要要求1000多万学生数学都考得很好。高考有它独特的功用,但是想培养第一流的领军人才,仅通过高考还不够。
其次,从中学开始,就要有一流的老师来教一流的学生。伟大的数学家,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听伟大的数学家的课,跟他们学习。一般来说,中学的老师不懂得整个数学的走向是怎样的,不懂得高深的数学的工具在哪里。我们求真书院招收初、高中的学生,用大学的老师甚至世界第一流的老师去教他们,这样他们的成长会更快一点。
《教育家》:对于人才成长,好老师非常重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好的数学老师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真的想要教出一流的学生,中学的老师得有能力教大学才行。因为大学的老师才对数学的走向看得比较清楚。由大学的老师来教中学的学生,目前没有这样充足的师资,但是一些好的中学有这个能力。美国有很多有名的私立中学,有些老师甚至是大学教授的水平,给他们的薪资比大学老师还高。国内像深圳中学也开始请一些有能力教大学的老师任教,给他们很高的薪水。用高水平的老师来教学生,这是很好的事情。
《教育家》:用大学水平的老师来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可能目前还难以普及。
丘成桐:我觉得没有必要普及,因为没有必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只需要用一流的老师教数学基础最好、兴趣最浓厚的那部分学生就够了。一个数学大国,并不需要有太多数学家,两三千个就很多了,科学史的进步其实也就是靠最顶尖的一部分人去推动的。比如,在美国,第一流的数学人才也就几百个,第二流、第三流的人才加起来有四五千个,这就构成了一个数学强国,英国、匈牙利也就几百或者几十个一流数学家。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培养一万个有能力和潜质的学生,师资是充足的。一年培养一千个,十年就有一万个,每年培养一千个也不难。所以,像求真书院这样,每年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用我们优秀的师资去培养,应当很快能够让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一流。
“领军人才”的贯通培养:跨越高考,从小培养
《教育家》:对“钱学森之问”,一些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认为是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把人才教好,基础教育阶段的部分老师认为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到了大学后没有得到好的发展。您怎么看这种矛盾?
丘成桐: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和基础教育阶段都存在欠缺,抱有过多功利的目标。基础教育阶段奔着考试,没有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没有让学生真正成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到了大学,又奔着“帽子”去。
《教育家》:大学和基础教育阶段如何对拔尖人才进行贯通式培养?
丘成桐:我们花了很多功夫,求真书院就是为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很好、很快地成功。
求真书院包括“数学领军计划”和“数学英才班”两个项目。“数学领军计划”面向全球招生,内地初高中学生可以申请,不通过高考,直接组织招考,有些年仅14岁的学生就考进来了。入校后采取“3+2+3”模式,从本科连续培养至博士研究生阶段。我们用最好的师资来培养他们,像菲尔兹奖获得者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等学者都进过求真书院的课堂;不仅开设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也重视通识培养,开设“求真大讲堂”“科学史”等系列通识讲座,用“通才”培养引领数学基础学科发展。
“数学英才班”采取初高中一贯制培养。在国内优质中学成立“英才班”,选拔有天分、肯吃苦的少年,按照我们的培养理念设计人才培养方案,聚集我们的资源,与中学合力育人。基础教育阶段优秀的人才,我们从他十多岁时就开始培养,走一条最先进的路径,让他们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有能力去做研究。
《教育家》:拔尖人才的职后培养也值得关注。一些高校的年轻科学家除了担任科研工作,还担任教学工作,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压力较大。有科研潜力的人是否应该专职做科研?
丘成桐: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花在教学上的时间不比中国的高校老师少,一样能做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一个礼拜教几个小时的书,应该不会影响做学问的时间。另外,要做好学问,不教学反而不好。一个只做科研的老师,他的学问不太可能做得非常好,科研和教学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所以,花时间教学不是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做学问的态度上来。我们中国的一些科学家当了教授以后,追求的人生目标不是学问,而是要拿“帽子”,要当院士,一辈子的目标就达成了,没有把做学问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中国人才培养的条件很好,但是做学问的风气还不够好。很多人都不喜欢做研究,做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想拿到房子,拿到“帽子”,希望做了院士以后就飞黄腾达,而不是真的想做学问,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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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10月刊第4期,原标题《丘成桐:跨越高考,贯通培养数学领军人才》
文 | 本刊记者 周彩丽
设计 | 朱强
统筹 | 周彩丽
标题:丘成桐:想培养一流的领军人才,仅靠高考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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